从柏林那边走过来的第一批难民是在凌晨时分抵达苏军哨卡的。
他们从柏林方向徒步走来，在那边已经活不下去了，这些难民们捡到宣传单后想要到苏军这边试试，反正苏军这边也不可能比德军更烂了。
难民们，衣衫褴褛，面容枯槁，脚上裹着破布和纸板，推着几辆轮子歪斜的婴儿车，车上堆着被褥，铁锅和几个捆扎得歪歪扭扭的布包袱。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一件袖口磨破的旧大衣，手里拄着一根从路边捡来的树枝当拐杖。
他看到路障旁边背着波波沙冲锋枪的苏军士兵时，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举起双手，用沙哑的嗓音结结巴巴地说着几个俄语单词。
“别……别开枪。我们是平民。从柏林来的。”
哨卡的苏军班长是个矮壮的唔柯蓝人，叫彼得连科。他看着眼前这群难民，目光在那个老人颤抖的双手上停了一下，然后放下冲锋枪，朝他招了招手。
士兵们检查确认无误后。
彼得连科和其他几名士兵从哨卡后面的木箱里拿出几块军用黑面包和一壶水，走到老人和其他难民面前递过去。
老人接过面包时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撕下一小块塞进嘴里，嚼了两下，眼泪就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淌了下来。
他身后的人群看到这一幕，原本紧绷的肩膀纷纷松弛下来，有人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出了声，有人从婴儿车里抱出饿得直哭的孩子，用颤抖的手指着苏军哨兵手里的面包。
“孩子，我们马上就有吃的了！不用死了！”
消息传得很快。
第一批难民在苏军哨卡领到面包和水的事，不知为何像野火一样沿着难民潮的流动方向蔓延开来。
更多的难民从各个方向涌向苏占区，从柏林，从勃兰登堡，从西里西亚，从每一个仍在第三帝国控制下却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城市和乡村。
他们推着独轮车，骑着自行车，赶着驮满行李的骡子，徒步走过被炸毁的公路和铁路，在沿途村庄的废墟里过夜，天亮后继续往东走。
难民队伍在公路上排成了绵延不绝的人流，有人扛着用床单包起来的家当，有人背着走不动路的老人，有人在路边用石头垒起简易灶台煮从田里捡来的土豆，有人蹲在弹坑边缘用水壶舀积存的雨水。
一个年轻妇女抱着发高烧的婴儿在路边拦住了一辆苏军运输卡车，用夹杂着德语单词的俄语向司机求救，司机把驾驶室里唯一的半壶水给了她，让她抱着孩子搭车到了后方医疗站。
苏占区各个镇子的广场上，因为难民不断涌入的原因，野战厨房的大锅从早到晚不停地冒着热气。
炊事兵们用卡车运来的面粉，燕麦和缴获的德军罐头煮成浓稠的杂烩粥，一勺一勺地舀进难民们举着的铁碗，搪瓷缸子，甚至是空罐头盒里。
一个围着苏军提供的毯子的老太太端着满满一碗粥坐在帐篷边上，用小勺慢慢地喝，喝一口就抬头看看周围忙碌的苏军士兵，然后对旁边的人说：“我活了七十多年，从来没见过哪个军队会这样对待德国人。”
旁边的人端着碗点点头,感慨道。
“报纸上那些宣传都是骗人的，红军不是来杀德国人的，是来给我们送吃的的。”
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德军在撤退时留下的宣传品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
电线杆上还贴着画着狰狞的苏联士兵用刺刀挑着樱儿的宣传画，镇公所的墙上还钉着戈培尔宣传部印发的传单，上面用粗体字警告市民布尔什维克匪帮会将所有德国人拖入血海。
难民们排着队从这些宣传画前面经过时，有人抬头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排队领粥。
一个少年从电线杆上撕下一张宣传画，揉成一团扔进了路边还在冒烟的废墟里。
他的同伴在旁边用讽刺的语气说了句脏话，少年拍了拍手上的灰，接过同伴递来的碗，蹲在野战厨房旁边大口大口地喝起粥来。
他碗里的粥很烫，喝了几口被烫得直伸舌头，但还是继续往嘴里灌。
苏军严格执行着瓦列里签发的命令。
在占领区各个主要城镇的广场上，正治部人员张贴的告示被翻译成德语，工工整整地钉在公告栏上，禁止抢劫、禁止伤害平民，禁止虐待俘虏，违者军事法庭从重处置。
告示下面盖着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印章，旁边还贴着另一张用粗体字印刷的招工启事。
“所有愿意参与战后重建的德国公民，每人每天可凭劳动券领取定量面包和热汤，技术工人按市场价格支付额外计件工资。”
一个战前在西门子工厂当过钳工的中年人挤在告示栏前看完招工启事，转身就朝镇公所走去，在那里签了劳动券登记表，领了一把新的铁锹和一副工作手套，跟着苏军工兵队去修公路。
他后来在工地上跟同伴说，德国人在他家的田里烧过粮仓，苏联人却发口粮让他修路，他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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