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那咋不坐飞机呢？
有飞机是不假，但飞机票在那会儿可是奢侈品，老百姓根本买不着，也坐不起！辛辛苦苦挣点钱，可舍不得花大钱买飞机票。
火车是当年最主要、也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南来北往的人，大多是靠火车跑生意——说白了，靠信息差投机倒把，这么说可能不太恰当，但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时候信息多闭塞啊，不像现在，手机一拿就能查到全国各地的物价，上下差不了多少。
那时候不一样，就说广州吧，一条裤子20块钱拿货，拉回长春就能卖100块！
所以那会儿的生意人，要么从广州往东北倒腾服装，要么从东北倒腾土特产往南方运，有的甚至直接以物换物，来回赚差价。
咱再说说张元峰，他属于黑龙江那伙登大轮的。
不过他们这伙人登大轮的路数，跟于永庆大庆他们完全不一样！大庆这帮兄弟，一般不干“法活”！
老铁们，我得跟你们解释解释啥叫干“法活”：就是趁你在火车上睡觉呢，“叭”一下把你包拎起来就开抢，你一喊，人家直接把刀一拔，怼着你喊：“你妈的别动！把包拿来！” 这就是明抢，不管你愿不愿意，钱必须给他们留下，这就叫干“法活”！
但咱长春这帮人，一开始可不这么干，后来才慢慢变味儿的。
一开始都是靠手艺吃饭的技术流：趁你睡觉的时候，找两个人打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你怀里的包给顺走了。
要是被你发现了，人家也不跟你硬刚，立马赔笑脸：“哥们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转头就走，绝不纠缠！
可张元峰、张亮他们这帮黑龙江来的兄弟，也想跟着走技术流，偏偏手笨得比脚还不如，手指头跟擀面杖似的，干啥都磨磨唧唧、不利索，所以干这登大轮的活儿也没啥起色，挣不着啥大钱。
一开始吧，他跟大庆其实早就认识——毕竟都是东北那旮旯的，又都是在火车上找饭吃的主儿，十天半拉月的，保不齐就在一趟列车上碰着。
但俩人那时候不算多熟，也就是见面能唠两句的交情。
不过大庆这人向来讲究，不管是谁，只要主动跟他打招呼，哪怕是张元峰这样不算太熟的，他都不带较真的。
有时候赶巧了，俩人碰着“撞车”的情况——也就是都盯上了同一趟车的活儿，张元峰要是识趣地说一句：“庆哥，要不这趟活儿我让给你得了？你先干，我等下一趟！”
大庆一瞅这情况，立马摆手：“拉倒拉倒，你该干啥干啥，不用让着我，我领着兄弟们下趟车再来就完了！” 说完就带着长春的那帮兄弟麻溜儿下车，绝不跟人抢活儿！
一趟车不就十来个小时的事儿吗？犯不上为了这点活儿伤了东北人的和气。
就冲大庆这份敞亮，俩人后来的关系才算慢慢走得近了，能唠到一块儿去了。
那到底啥事儿，让他俩从普通朋友变成了能交心的铁哥们儿呢？
这还得从一个耍钱的局子上说起。
你知道大庆那时候主要靠啥来钱不？他跟别的登大轮的可不一样——那会儿他可是咱长春南下这帮人的头头，牛逼得很，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去火车上扒包、顺东西，天天就领着兄弟们到了地方就支棱局子。
不管是到了北京、广州，还是南京、上海，找个像样的宾馆或者干净点的招待所一住，大庆的耍钱局子就“啪啪”支起来了。
大庆这脑瓜子是真他妈好使，玩啥都精，不管是推牌九、扎金花，还是打麻将，算牌都算得贼拉到位，火候拿捏得死死的。
所以长春这帮南下的兄弟，没一个能在耍钱上干过他的，基本上把从火车上辛辛苦苦挣的大几千、大几万，最后都输到大庆手里了。
后来大伙私下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善财童子”——意思就是不管谁在外头挣着钱了，到最后都得乖乖“孝敬”给他，全进了他的腰包。
但大庆这人也讲究，赢了兄弟们的钱之后，要是谁手头紧了、没钱花了，只要张嘴跟他要，他“哐哐”就给往回拿。
不过这“拿”分两种情况：要是你在他这儿输了两天，没挣着啥钱，他给你拿个五百块，那基本就是白给，不用还，纯纯是照顾兄弟；但要是你说“庆哥，手头周转不开，给我拿一千块呗”，那就是借，以后手头宽裕了可得还回来——这话没毛病吧？
而且大庆也不是玩一百次赢一百次的神仙，顶多是输少赢多，十回能赢个七八回，这就已经够牛逼了，在南下的这帮人里，没人能比得过他。
话说有这么一天，大庆跟他的铁兄弟李殿喜俩人，待在河北保定的陆阳招待所里——别的兄弟都还在火车上忙着干活呢，他俩在这儿等着，就等兄弟们干完活，再到这个招待所统一集合，然后一起往下个地方去。
那会儿待在招待所里是真没啥意思，没有手机可玩，电视就那么两三个台，还净是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这些玩意儿，白天基本没啥好看的节目，有节目也得等晚上那一小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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