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那咋不坐飞机呢?
有飞机是不假,但飞机票在那会儿可是奢侈品,老百姓根本买不着,也坐不起!辛辛苦苦挣点钱,可舍不得花大钱买飞机票。
火车是当年最主要、也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南来北往的人,大多是靠火车跑生意——说白了,靠信息差投机倒把,这么说可能不太恰当,但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时候信息多闭塞啊,不像现在,手机一拿就能查到全国各地的物价,上下差不了多少。
那时候不一样,就说广州吧,一条裤子20块钱拿货,拉回长春就能卖100块!
所以那会儿的生意人,要么从广州往东北倒腾服装,要么从东北倒腾土特产往南方运,有的甚至直接以物换物,来回赚差价。
咱再说说张元峰,他属于黑龙江那伙登大轮的。
不过他们这伙人登大轮的路数,跟于永庆大庆他们完全不一样!大庆这帮兄弟,一般不干“法活”!
老铁们,我得跟你们解释解释啥叫干“法活”:就是趁你在火车上睡觉呢,“叭”一下把你包拎起来就开抢,你一喊,人家直接把刀一拔,怼着你喊:“你妈的别动!把包拿来!” 这就是明抢,不管你愿不愿意,钱必须给他们留下,这就叫干“法活”!
但咱长春这帮人,一开始可不这么干,后来才慢慢变味儿的。
一开始都是靠手艺吃饭的技术流:趁你睡觉的时候,找两个人打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你怀里的包给顺走了。
要是被你发现了,人家也不跟你硬刚,立马赔笑脸:“哥们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转头就走,绝不纠缠!
可张元峰、张亮他们这帮黑龙江来的兄弟,也想跟着走技术流,偏偏手笨得比脚还不如,手指头跟擀面杖似的,干啥都磨磨唧唧、不利索,所以干这登大轮的活儿也没啥起色,挣不着啥大钱。
一开始吧,他跟大庆其实早就认识——毕竟都是东北那旮旯的,又都是在火车上找饭吃的主儿,十天半拉月的,保不齐就在一趟列车上碰着。
但俩人那时候不算多熟,也就是见面能唠两句的交情。
不过大庆这人向来讲究,不管是谁,只要主动跟他打招呼,哪怕是张元峰这样不算太熟的,他都不带较真的。
有时候赶巧了,俩人碰着“撞车”的情况——也就是都盯上了同一趟车的活儿,张元峰要是识趣地说一句:“庆哥,要不这趟活儿我让给你得了?你先干,我等下一趟!”
大庆一瞅这情况,立马摆手:“拉倒拉倒,你该干啥干啥,不用让着我,我领着兄弟们下趟车再来就完了!” 说完就带着长春的那帮兄弟麻溜儿下车,绝不跟人抢活儿!
一趟车不就十来个小时的事儿吗?犯不上为了这点活儿伤了东北人的和气。
就冲大庆这份敞亮,俩人后来的关系才算慢慢走得近了,能唠到一块儿去了。
那到底啥事儿,让他俩从普通朋友变成了能交心的铁哥们儿呢?
这还得从一个耍钱的局子上说起。
你知道大庆那时候主要靠啥来钱不?他跟别的登大轮的可不一样——那会儿他可是咱长春南下这帮人的头头,牛逼得很,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去火车上扒包、顺东西,天天就领着兄弟们到了地方就支棱局子。
不管是到了北京、广州,还是南京、上海,找个像样的宾馆或者干净点的招待所一住,大庆的耍钱局子就“啪啪”支起来了。
大庆这脑瓜子是真他妈好使,玩啥都精,不管是推牌九、扎金花,还是打麻将,算牌都算得贼拉到位,火候拿捏得死死的。
所以长春这帮南下的兄弟,没一个能在耍钱上干过他的,基本上把从火车上辛辛苦苦挣的大几千、大几万,最后都输到大庆手里了。
后来大伙私下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善财童子”——意思就是不管谁在外头挣着钱了,到最后都得乖乖“孝敬”给他,全进了他的腰包。
但大庆这人也讲究,赢了兄弟们的钱之后,要是谁手头紧了、没钱花了,只要张嘴跟他要,他“哐哐”就给往回拿。
不过这“拿”分两种情况:要是你在他这儿输了两天,没挣着啥钱,他给你拿个五百块,那基本就是白给,不用还,纯纯是照顾兄弟;但要是你说“庆哥,手头周转不开,给我拿一千块呗”,那就是借,以后手头宽裕了可得还回来——这话没毛病吧?
而且大庆也不是玩一百次赢一百次的神仙,顶多是输少赢多,十回能赢个七八回,这就已经够牛逼了,在南下的这帮人里,没人能比得过他。
话说有这么一天,大庆跟他的铁兄弟李殿喜俩人,待在河北保定的陆阳招待所里——别的兄弟都还在火车上忙着干活呢,他俩在这儿等着,就等兄弟们干完活,再到这个招待所统一集合,然后一起往下个地方去。
那会儿待在招待所里是真没啥意思,没有手机可玩,电视就那么两三个台,还净是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这些玩意儿,白天基本没啥好看的节目,有节目也得等晚上那一小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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