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王老头扛着锄头路过，像拎小鸡崽一样把那几个小子轰开，然后一言不发地把他拎回家。王婶用热水给他擦洗脸上的血污和泥，一边擦一边掉眼泪，嘴里骂着：“这帮天杀的猴崽子！”
三穗看着她浑浊的眼泪，想到了自己生死不明的母亲，第一次觉得这从来添不满柴火的冰冷土炕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暖意。
渐渐地，那铺土炕上三穗的位置从炕梢挪到了炕头，离烧火的灶膛越发近了些。
王婶开始教他说话，指着碗说“碗”，指着水说“水”，指着天上的老鸹说“老鸹”。
三穗学得很认真，咿咿呀呀地跟着念，声音细弱得像蚊子叫，他不再只是“小鬼子”，王婶也开始叫他“收儿”，王老头也偶尔闷头递给他一个烤得焦香的土豆作为奖励。
因为他学会的第二句中国话就是自己的中国名字。
至于第一句，那是自己穿军装的亲生父亲教的，他从来不说，因为父亲说那是中国人求饶时才会说的话，自己能听懂就行……
真正让三穗心头那块坚冰裂开一道缝的，是王婶教他写名字。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午后，窗外飘着细碎的清雪，王婶从炕柜最底下摸出个旧箩筐，里面有几张泛黄的毛边纸和半截快秃了的铅笔头。
她盘腿坐在炕上，把三穗拢在怀里，用那双布满冻疮和老茧的手，笨拙地握住铅笔，在纸上照着王婶从县城讨来的字条临摹。
“看好了，收儿，”王婶的声音带着点难得的柔和，“这是‘王’，咱家的王，代表大富大贵的王，知道吗？”
她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重，虽然不熟练得像是要把这字刻进纸里，但也是为了刻进三穗的心里。
“‘庆’，喜庆的庆，盼着咱家以后能有点喜庆事儿，比如等你长大了给你讨个媳妇儿……屯里可能有点难，没关系，我们去远点的村子讨！”
“‘收’，收获的收，代表地里长出粮食，代表一年风调雨顺。”
“王、庆、收。”
王婶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然后指着三穗，“你，王庆收，记住了不？”
三穗、不，此刻的王庆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三个陌生的方块字。他认识一些日本字，像弯弯曲曲的豆芽菜，眼前这方方正正、带着棱角的字更像是学起来很难的日本汉字。
他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指，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纸上的痕迹，又抬头看看王婶。
在王婶的眼里，有他从未见过的、一种近乎虔诚的光亮，仿佛在赋予他一个崭新的生命。
他用力地点点头，学着王婶的样子，同样笨拙地握住铅笔，在那三个字旁边，歪歪扭扭地画着。
写出来的字像蚯蚓爬，但他写得极其认真，写着写着，一滴滚烫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在“收”字上，洇开一小团痕迹。
他慌忙用手去擦，却越擦越脏。他不敢抬头，怕王婶看见他的眼泪，更怕这眼泪是懦弱的表现。
王婶没说话，只是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揉了揉他枯黄的头发，把他往自己怀里又搂紧了些。
土炕烧得温热，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只有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一个不幸的孩子，在异乡的土地上，笨拙地、一笔一划地描摹着自己新的名字，描摹着一份微小却真实的归属。
那写着“王庆收”的纸片，被他像宝贝一样，和另一张写着“鸟山三穂”的、皱巴巴的旧纸条一起仔细地叠好，藏在了贴身的破棉袄最里层。从此，他心里装了两个名字，装下了两份沉甸甸的命运，也装下了另一位母亲。
自从庆收会写自己的名字后，他与屯里孩子们的冲突越发激烈起来。庆收不喜欢孩子们叫他“小鬼子”，更不喜欢叫他名字的谐音“禽兽”。
年纪再小，他也明白了这两个不是好词，但同时他也不明白，明明大家都是同样的面庞、同样的肤色、甚至等自己再学上一段时间后还能同样的语言，为什么自己就是“不好的”？
庆收不喜欢被欺负，特别是这些孩子在侮辱王婶给自己起的名字！
仗着身体结实，庆收第一次反抗了，六七个孩子被他摧枯拉朽地推倒。他揪住每次喊得最大声的孩子的领子，恶狠狠地用蹩脚的中文说：“我叫‘王庆收’！这是王妈妈给我起得名字！”
说到这，被揪住的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庆收惊慌失措地松开手，他自认为力道控制得很好，绝没有弄疼这孩子。直到哭声引来大人，所有人在训斥下各回各家后庆收才知道，那个孩子的妈妈在从县城回屯里的路上，被他们口中的鬼子用刺刀挑死了。
从这一天起庆收明白了，自己和这些孩子们其实并不一样……
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背负的罪恶的，还是他与王婶间的冲突……这样的事总有一天会发生。
那天庆收帮王婶在灶间烧火，火光映着他汗津津的小脸，王婶正絮叨着屯东头老张家丢鸡的事，三穗听着听着，不知怎的脑子里就钻进了前几天在井台边听来的闲话——几个纳凉的老太太压低了声音说的，说王婶命苦，以前有个半大小子，后来……被日本兵给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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