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收在黑土地上长成了半大小子。
书，他念得是真不灵光。屯子东头的村塾里，先生教的《三字经》和《百家姓》在他脑子里搅和成一锅浆糊，算盘珠子也总跟他较劲，老是扒拉不明白。
先生摇头叹气，说他心思不在这上，屯里的人背地里嚼舌根：“老王家的‘小鬼子’脑子随了根儿，不灵光。”
这话像小刀扎得庆收生疼，王婶虽是不在意，但他却憋着一股劲。可越使劲，那些方块字越像跟他捉迷藏。
王老头蹲在门槛上，叼着空烟锅，眉头拧成疙瘩。王婶看着儿子灰头土脸从塾堂回来，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孩子不笨，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儿，就是念书这根筋怕是真没搭上。
一天夜里，油灯如豆，王婶把纳了一半的鞋底放下，拉着庆收冰凉粗糙的手：“收儿，书念不通，咱不硬念了，天底下活人的路不止一条，娘给你寻个能吃饭的手艺。”
那是1952年，赶巧了是屯子里的村塾教书的最后一年。
王婶寻摸到了隔壁村的刘瘸子。听说刘他年轻时在沈阳城的大纺织厂干过，一条腿就是那年月里被日本监工打瘸的。如今他靠给十里八乡修修织布机、教教粗浅的织布手艺过活。
王婶提着一小袋攒下的鸡蛋，领着庆收上门。刘瘸子起初还不乐意，他听过一些“小鬼子”的传闻，就斜眼瞅着庆收：“老王家的？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庆收也不服这病殃殃的瘸子，来了脾气对喊。
王婶呵斥一声把庆收推到地上，声音不高却透着股韧劲儿：“刘师傅，孩子是咱靠山屯的王庆收，打小就和我过了，鬼子那套他没做过。他手脚麻利，肯吃苦，您就当行行好，给孩子口饭吃的手艺。”
“‘小鬼子’现在不神气了？”刘瘸子看了看王婶，又看了看低着头、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的庆收，最终哼了一声，“留下吧。丑话说前头，学不会就趁早滚蛋！”
于是，庆收在刘瘸子那间弥漫着机油和棉絮味的小作坊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那些冰冷的齿轮、绷紧的经线、飞舞的梭子，比书本上的方块字亲切得多。他学得如饥似渴，给机器上油、接线头、辨识布匹的疏密，手上很快磨出了新茧。
庆收成了刘瘸子最沉默、也最扎实的学徒。
刘瘸子总说：“这孩子干起活来随他爹，不爱说话。”
这也是庆收最爱听到的“表扬”。
不过刘瘸子脾气终究是怪，爱骂人，尤其爱用一些庆收听不懂的、带着奇怪腔调的话骂。一开始庆收只当是师傅的家乡话，直到有一次，庆收不小心把一匹刚织好的细布弄脏了，刘瘸子气得跳脚，一串又快又急的话冲口而出：“ばかやろう！！！”
庆收愣住了。这调调……勾起了他埋在记忆最深处几乎遗忘的碎片，熟悉的音节猛地撞了一下，让他心口发紧，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刘瘸子骂完也愣住了，看着庆收的反应，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复杂。
他沉默地蹲下身，检查弄脏的布，半晌才用东北话闷闷地说：“愣着干啥？还不赶紧想法子补救！”
后来，刘瘸子偶尔还会蹦出几句日语，多是机器部件的名称或简单的指令。庆收才发现，这个被日本人打瘸了腿的老汉，说起日本话竟比自己这个“正主”要顺溜得多。
后来腊月二十三，小年，借着给刘瘸子拜年，他喝醉的机会，庆收才敢试探地问一问这其中的原由。
原来这个坏脾气的老汉，年轻时不得不用日语谄媚其他人来保住自己的另一条腿和性命。深刻于心的创伤难以改掉，以至于现在他又不得不继续用日语责骂学徒，以此维护自己其实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心。
这个故事让庆收感到一种荒谬的刺痛。那天刘瘸子哭得像个孩子。
日子在织机的哐当声里滑过。庆收的手艺越来越好，能独立织出细密平整的土布，也能帮人修好复杂的织机。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守着王老头和王婶，守着这方织机，做靠山屯的王庆收。
直到一封辗转了不知多少道手、皱巴巴的信砸进了平静的水洼。
信是从县里转来的，盖着红十字会的章。信里说，日本那边有个鸟山家，一直在寻找战争时失散的孩子，根据线索找到了这里。
庆收捏着那封信，手指冰凉。
那些刻意遗忘的、模糊的影像和音节，伴着刘瘸子骂人的日语，一股脑涌上来，让他头晕目眩。他像捧着烫手的山芋，把信塞给了王老头拿主意，王老头又只能找村塾停办后当农民的先生来念这封信。
信念完了，先生回去了，一家人蹲在灶台边吧嗒着早已熄灭的旱烟，一夜没吭声。
王婶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她在油灯下翻来覆去看了很久，粗糙的手指摩挲着信纸上的字迹。在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庆收在院子里做活，王婶走过来，递给他一碗水。
“收儿，”王婶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庆收心慌，“这信里说的……是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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