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琳听见卫国问起自己动身的日子，便抬起头望向身旁的哥哥，轻声答道：“后天走，车票都买好了，是学校统一订的。”
“怎么这么快？”卫国微微蹙眉，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舍。
“同学们都盼着早点去那边看看呢，”小琳说着，眼里闪烁着憧憬的光，脸颊也因兴奋泛起浅浅的红晕，
“大家天天催着老师早点买票，恨不得明天就出发。”
她一边说，一边不自觉地绞着衣角，显然已经在脑海里无数次勾勒过甘肃农场的新生活——或许是广阔的田野，或许是热情的乡亲，又或许是和同学们并肩劳作的场景。
看着妹妹一脸陶醉的模样，卫国在心里悄悄叹了口气。
去甘肃农场，可比当年的东北农场条件艰苦多了。
那里的恶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常年干旱少雨，黄沙一刮起来能遮天蔽日，地里长不出多少庄稼，生活物资更是匮乏到令人心惊。
卫国穿越到这个时代时，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只是那时小琳年纪太小，大概早就不记得了。
自从他来了之后，家里的日子才一步步好起来。
从原先漏风的土坯房，搬到县城的砖瓦房，再到省城的小洋楼，最后落户京城，小琳几乎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没受过半点委屈。
也正因如此，当她听同学们说要下乡“锻炼”时，只觉得新鲜又刺激，一心想跟着去闯荡，却压根不知道收拾行李这种琐事该从何做起。
卫国定了定神，柔声问道：“小琳，你走的时候想带些什么东西？”
小琳歪着脑袋想了想，认真地说：
“同学们说这一去要待到过年才能回来，得带两床被子，一厚一薄。
还有人说甘肃风沙大、缺水，得备个水桶，再带两个水杯之类的。”
听她这么说，卫国忍不住笑了：
“哟，准备得还挺细致。”其实他原本想把东西都给妹妹备齐，但转念一想，往后在甘肃凡事都得她自己扛，不如趁这个机会锻炼锻炼她的独立能力。
于是他从随身的布袋里摸出三十张大黑十，又凑了些五花八门的票据，递给小琳说：
“马上要走了，这些钱和票你拿着，跟同学们一起去置办东西，看看她们都准备了啥，你也跟着买点。不够了就跟我说，回头我再给你弄些全国通用粮票，到甘肃能用得上。
对了，厚被子别买，现在还用不着，路上带着太沉，等过些日子妈会给你寄过去。”
“嗯，知道啦！”小琳接过钱票，像只快活的小鸟似的，转身就去找同学商量采购的事了。
妹妹走后，卫国独自坐在屋里，陷入了沉思。
上一世，他没少看关于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和电影，那些黑白画面里的辛酸与无奈，此刻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他尤其记得一个格外悲惨的故事：有对姐妹俩下乡到甘肃，家里条件不好，到了农场后常常填不饱肚子。
有天夜里，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就拉着姐姐去偷农场的玉米。
大概是运气太差，两人刚摸到玉米地，还没掰下一个玉米，就撞见了巡逻的民兵。
那年代，偷集体的东西可是大事，往轻了说是送派出所教育，往重了说可能要挨枪子儿。
姐妹俩吓得脸都白了，姐姐为了护着妹妹，让她蹲在原地别动，自己转身朝相反方向跑去引开民兵。
那天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心慌意乱，姐姐压根没看清路，一脚踩空摔下了悬崖。
民兵们举着火把在崖底找到她时，人已经奄奄一息。
民兵们把那姐姐抬到大队部。
大队部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妹妹扑在姐姐身上哭得撕心裂肺，姐姐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摸着她的头说：
“想办法活下去，回北京去。”说完就咽了气。
后来，没人同情那个孤零零的妹妹，甚至有人变着法欺负她。
没过多久，小姑娘要么是饿极了，要么是思念姐姐疯了，最后也摔死在了那个悬崖下。
一想到这些，卫国就觉得心口发堵——下乡这事儿，远比小琳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可这又是板上钉钉的政策，容不得半分侥幸。
卫国揉了揉眉心，眼下只能先让妹妹安顿下来，再想别的办法。
他转身去了趟黑市，托人弄来五十斤全国通用粮票。
出发前一晚，他拿出三十张大黑十，连同那些粮票一起交给母亲，让她把钱票分三处缝在小琳的衣服里，既安全又不容易丢失。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出发那天清晨六点多，天刚蒙蒙亮，卫国一家就赶到了绿皮火车站。
站台上挤满了人，这趟专列是从京城开往甘肃的，几乎每个下乡的青年都带着全家来送行，空气中弥漫着离愁别绪。
卫国估摸着一会儿上车会很拥挤，便对妻子文霞说：“你抱着妞妞，照看好爷爷奶奶和妈，我先去车厢那边看看。”
他记得小琳的车票是23号车厢，便径直走到那节车厢的上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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