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延休,字德文,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唐末乱世,以乾符年间进士身份跻身仕途,官至光禄卿、江都少尹,最终赠左仆射。他的一生虽未身居宰辅之位,却以刚正品格、淹雅学识与明智抉择,成为徐氏家族跨越唐末、五代十国至宋初的关键枢纽,为其子徐铉、徐锴成为一代文化巨擘奠定了坚实根基,更成为观察中古时期士族如何在朝代更迭中延续文脉的典型样本。
出身会稽徐氏的徐延休,自幼浸润于家族积淀的文化氛围中。徐姓作为源远流长的望族,至唐代已形成多元支系与深厚文化传统,江南东道的徐氏更是以文着称。受此熏陶,徐延休“风流淹雅”“博物多学”,不仅文辞出众,更兼具经世致用的才略。唐乾符年间,他凭借真才实学考取进士,开启仕途,彼时的大唐虽已步入暮年,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科举出身的背景仍为他赋予了正统士人的身份标识,也为其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伏笔。
昭宗年间的一次机遇,尽显徐延休的文才与风骨。当时昭宗因战乱出狩石门,随行无学士草拟诏书,恰逢徐延休赴任途中暂居附近客舍,经左右举荐,他被紧急召见受命视草。其草拟的诏书文辞得体、事理明晰,深得昭宗赞许。然而,彼时的朝廷早已被权臣把持,纲纪崩坏,即便得到帝王赏识,徐延休仍未能在长安获得重用,空有满腹经纶却难施抱负。
乱世之中,士人往往面临出处抉择的困境,徐延休的选择彰显了其坚守道义的品格。后梁枢密使蒋元晖欲辟其为僚佐,徐延休深知蒋氏为人不正,不愿同流合污,毅然弃官而去,辗转投奔时任洪州节度使的钟传。这一抉择既体现了他“才高道直”的品性,也反映了唐代士人在乱世中坚守名节的价值追求。此后,杨行密建立的吴国攻取江西,徐延休为吴所获,被授予义兴县令一职。任上,他刚正不阿,面对郡守派遣小吏随意巡查县务的越权行为,果断杖责遣返,其正直作风竟令刺史王彦章折服,主动致书谢过。凭借卓越的治政能力,他累官至光禄卿、江都少尹,在地方治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家族赢得了良好声誉。
更为重要的是,徐延休始终重视家族文化传承与子女教育。他虽辗转多地任职,却始终以儒家伦理为立身根本,将学识与品行修养作为传家核心。在他的悉心教诲下,长子徐铉、次子徐锴自幼便展露过人天赋,深受家学熏陶。后徐延休卒于吴睿帝顺义三年(923年),葬于洪州,彼时徐锴年仅四岁,徐铉也尚年幼,但他留下的家风传承与文化积淀,成为兄弟二人成长的精神养分。徐延休晚年已将家迁至广陵(今江苏扬州),此地作为江淮地区的文化枢纽,为徐铉、徐锴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而他在为官期间积累的人脉与声望,也为子女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延休的承前启后,不仅体现在家族血脉的延续,更在于文化基因的传承。他上承会稽徐氏“隐德不仕”的先祖遗风,下启“二徐”精研《说文》的学术传统,成为连接唐代士族文化与宋初学术新风的关键纽带。在唐末五代的战乱动荡中,许多士族因境遇变迁而文脉中断,而徐延休凭借自身的学识修养、刚正品格与明智抉择,既保全了家族根基,又将文化传承的火种精心培育,最终使其子徐铉、徐锴成为南唐重臣与宋代文化巨擘,“二徐”校订《说文解字》的成就,更是将家族文化影响力推向顶峰。
纵观徐延休的一生,他以进士之身立足乱世,以刚正之心坚守道义,以传家之责培育后昆。其官职虽非极品,但其在朝代更迭中的生存智慧、对家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使其成为唐代徐姓精英群体的缩影。他用一生践行了“以文化人、以德育家”的传承之道,证明了乱世之中,唯有坚守品格与文脉,方能让家族跨越时代洪流,绵延不绝,其价值与意义,早已超越了官职本身,成为中古士族文化传承的生动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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