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在历经平定国内的内乱与成功灭庸之后，其统治根基已趋于稳固，国内局势一片安宁，人心安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楚庄王心中那宏大的抱负开始逐渐萌发，一种北上图霸的雄心壮志在他心底激荡开来。他深知，楚国的崛起不应仅局限于南方，中原大地才是真正的逐鹿之地。于是，他开始积极筹划，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将楚国的影响力向北拓展，开创一番霸业。
彼时，在中原大地上，各国势力相互交织，呈现出一片风云变幻的景象。其中，晋国以其雄厚的实力，在中原地区依然占据着最为强大的地位。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恒星，在中原大地上闪耀着强大的光芒，令其他国家望而生畏。晋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其精锐部队在战场上屡建战功，威慑四方；经济上，晋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为国家的强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上，晋国也是中原文明的重要传承者，其礼仪、学术等在各国中名列前茅。
晋国不仅在西边有力地压制着秦国，防止秦国向东扩张，维护了中原地区的战略平衡；在东边又能巧妙地控制着齐国，使齐国不敢轻举妄动。晋国的外交手腕高超，通过联盟、结盟等方式，巧妙地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巩固了自己的霸权地位。秦、齐两国虽说也逐渐呈现出上升的态势或者努力恢复往日的辉煌，但在晋国强大的实力面前，它们依旧不是晋国的强劲对手，难以与之抗衡。秦国虽然在西部崛起，但受限于晋国的军事压力，始终无法突破晋国的防线；齐国虽有强国之志，但在晋国的巧妙制衡下，也难以独自称雄。
然而，世间万物皆在变化之中，晋国也并非完美无缺。当时晋国的国君晋灵公，是一位以残暴无道着称的君主。他在国内统治期间，行事乖张，对内残害臣民，全然不顾及百姓的死活。他的残忍与昏庸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随意增加赋税，让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百姓们终日劳作，却难以维持生计，怨声载道；又或是听信谗言，无端杀害忠良之臣，致使朝廷人心惶惶，朝臣们人人自危，不敢直言进谏。而在对外方面，他更是毫无诚信可言，受赂无信，完全不顾及国家的尊严与利益。他在与各国的交往中，常常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导致晋国的国际声誉受损。
在他的统治下，晋国国内的统治状况极不稳定，百姓对他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底层百姓的苦难不断加剧，阶级矛盾逐渐激化，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动荡。同时，在国际上，晋国的威信也在不断地下降，其他国家对晋国也开始产生质疑与不满。晋国的盟友对其背信弃义的行为心生疑虑，纷纷开始疏远晋国；而原本畏惧晋国的国家也看到了晋国内部的弱点，开始蠢蠢欲动。这种国内与国外的双重困境，为楚庄王的北上争霸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时机。楚庄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趁晋国内部混乱之际，挥师北上，开启楚国的霸业征程。
楚庄王四年（前610年），晋国为了巩固其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地位，召集卫、陈等诸侯在扈地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会盟。此次会盟，晋国似乎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以郑国似乎对楚国暗通款曲、怀有二心为由，强硬地拒绝了郑穆公参加会盟。晋国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出于对郑国的不信任，同时也显示出其试图通过会盟来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和威慑力。
这件事情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晋楚两大强国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长期以来一直在晋楚之间左右逢源，努力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然而，晋国此次的强硬态度，无疑让郑国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与委屈。郑穆公的使者郑子家立刻修书一封，详尽地向晋国的执政赵盾陈述郑国处在大国之间的艰难处境，以及不得不从强令的诸多苦衷。郑子家在信中提到，郑国东临强大的晋国，西接崛起的楚国，两国的军事力量都对郑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郑国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利益，不得不在两大强国之间小心翼翼地周旋。他强调，郑国并非有意背叛晋国，而是在楚国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做出一些表面上的妥协，以避免楚国的军事打击。郑子家还提到，郑国一直以来都是晋国的盟友，对晋国始终保持着忠诚与尊重，希望晋国能够理解郑国的处境，不要过于苛求。
晋国在看过郑子家的上书后，经过一番权衡与考虑，才勉强答应允许郑国和谈、请求和解。晋国的这一决定，一方面是出于对郑国关系的重要性，郑国作为中原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其态度和立场对晋国的霸权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晋国也意识到郑国所处的实际困境，如果一味地强硬对待，可能会导致郑国彻底倒向楚国，从而对晋国的霸业构成威胁。因此，晋国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较为灵活的处理方式，试图通过和谈来修复与郑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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