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对音乐的态度可谓是极其反感，甚至达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程度。相传，他曾因车向朝歌方向行驶，仅仅听到“朝歌”这个与音乐相关的地名，便毫不犹豫地立马掉头。在墨子眼中，音乐虽然悦耳动听，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他认为，音乐的演奏和欣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这会严重影响农民耕种田地、妇女从事纺织、大臣处理政务等重要事务。在墨子看来，音乐既不符合古代圣王行事的原则，也无法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反而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应当坚决予以摒弃。
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看似矛盾却又和谐统一的一面。他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坚信上天能够赏善罚恶，并巧妙地借助这个外在的人格神来为他的“兼爱”思想服务，试图通过天志和鬼神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促使社会实现兼爱大同；另一方面，他又果断地否定儒家所提倡的天命观念，旗帜鲜明地主张“非命”。
墨子认为，人的寿命长短、财富多少，以及天下的安危、社会的治乱，都绝非是由神秘莫测的“命”所决定的。在他看来，命运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只要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努力奋斗，就完全有能力实现富、贵、安、治的美好目标。
墨子坚决反对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消极观点，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观念会极大地消磨和损伤人的创造力，让人陷入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困境，因此大力提倡“非命”，鼓励人们勇敢地与命运抗争，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创造美好的生活。这种既借助宗教力量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展现出墨子思想的独特魅力和深邃智慧，在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在烽烟蔽日、旌旗蔽空的春秋战国乱世，各路诸侯怀揣着称霸天下的野心，战车碾过破碎的山河，铁戈刺穿黎民的血泪。当强权的战车肆意碾压弱者尊严时，墨子，这位出身平民的"科圣"，如同暗夜中的执炬者，以"非攻"为盾、"救守"为剑，构建起一套独树一帜的军事思想体系。这套为弱者量身定制的自卫学说，不仅在血与火的战国时代掀起惊涛骇浪，更如黄钟大吕般在历史长河中激荡千年，至今仍焕发着智慧的光芒。
墨子站在满目疮痍的古战场上，目睹无数城邦在战火中化为废墟，发出振聋发聩的诘问："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他以医者的视角剖析战争：天下曾有万国林立，历经数百年攻伐，如今十不存一，这与庸医医治万人仅存数人的荒诞何其相似！在《非攻》篇章里，墨子层层剥茧般揭示战争本质——看似辉煌的开疆拓土，实则是将万千生灵推入深渊的绞肉机。
这位思想巨人将战争分为"诛"与"攻"的二元世界。在他的认知里，禹王挥师平定三苗之乱，商汤举义旗推翻夏桀暴政，武王率正义之师伐纣，这些战役如同划破长夜的惊雷，上合天命、中顺鬼神、下应民心，是涤荡人间污浊的正义之举。而那些强国欺凌弱邦、大族屠戮小族的掠夺战争，则如同附骨之疽，既吞噬被攻伐者的家园，也腐蚀着施暴者的灵魂。墨子用"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的血泪控诉，将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暴行公之于世：春种时节，青壮被征作炮灰；秋收之际，妇孺面对荒芜的田垄哭泣；城池沦陷后，男人沦为奴隶，妇人遭受凌辱，这样的战争，不过是强者对弱者的饕餮盛宴。
墨子深知，单纯的道德谴责无法阻挡战争的车轮，于是他将"兼爱"化作止戈的利刃。在他的构想中，当每个人都能视他人之国若己之国，视他人之家若己之家，视他人之身若己之身，那将是怎样一个没有硝烟的大同世界？这种超越血缘与阶层的博爱，既是抵御战争的精神城墙，更是构建和平的伦理基石。
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墨子清醒地认识到：空谈仁义无法阻挡强权的铁骑。于是，他转身成为古代军事工程学的先驱，在《备城门》等十一篇着作中，将防御智慧熔铸成精密的作战体系。他将国家比作人体：粮仓是心脏，源源不断输送生命养分；兵器库是利爪，关键时刻扞卫尊严；城墙则是骨骼，撑起生存的脊梁。这种充满生命力的比喻，生动诠释了"有备无患"的防御精髓。
在墨子的防御哲学里，"守"绝非消极的龟缩，而是充满智慧的主动出击。他提出"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思想，犹如在守城将士心中点燃一把火。当敌军蚁附攻城时，依托高低错落的城防工事，利用滚木礌石给予迎头痛击；当敌人试图水灌城池，预先挖掘的排水系统便成为破敌利器；面对擅长地道战的敌军，墨子发明的"罂听"装置，如同古代的声波探测器，让地下的异动无所遁形。这些精妙的战术设计，无不体现着墨家"以巧破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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