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承宇这时也放下搪瓷碗，脸色沉得厉害，开口时声音里带着火气：“当兵当这么久了，以前连长天天讲‘不抛弃，不放弃’，现在看来全是屁话！真到事上了，我们这些大头兵就跟没人要的塑料袋似的，往地上一扔，管你能不能活，管你会不会冻死饿死，他们自己先跑了！”
张涵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细碎的“笃笃”声。
眼神没敢多停，时不时往那两个民兵身上扫，心里却乱成一团。
臭虫说的话太碎了，一会儿是驻军的车，一会儿是巷子里的血，一个刚从高中出来的兵，哪懂什么挑重点，只知道把自己见着的、经着的全倒出来，有用没用的混在一起，听得他脑子发沉。
更让他揪紧的是，臭虫这小子太实诚，连“宪兵逼他们回去挡感染者，他们跑了”这话都敢说。
这要是被苏东或者民兵听进去，就算有撤退命令，也能按“拒不执行命令”算成逃兵，怎么都洗不清。
张涵赶紧停了敲击桌面的手，身子往前倾了倾，朝赵承宇飞快眨了眨眼，声音压得刚好能让桌旁几人听见：“臭虫，你再想想，当时往巷子里跑的时候，是不是有军衔高的领着？比如士官或者军官？你们不是自己想往后撤，是被前面的人带着跑的，对吧？”
臭虫还没反应过来，嘴里还嚼着半口饼干，愣愣地看着张涵。
赵承宇却瞬间醒过神，赶紧接话，声音比刚才稳了些：“对！是有个上士领着的！当时防线快垮了，那上士喊‘先撤出去再整队’，我们才跟着往巷子里钻的！不是我们擅自跑的！”
张涵心里松了口气，又看向臭虫，语气放得缓：“你再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么回事？别漏了关键的，免得让人误会。”
臭虫这才慢慢点头，咽了饼干说：“哦……好像是有个上士！穿着灰大衣，喊我们先撤，说别在这儿扎堆送死……我刚才忘了说。”
旁边一个民兵听着，眉头皱了皱，没说话，只是把枪往怀里收了收。
张涵看在眼里，突然屈起指节往桌上重重一敲，“笃”的一声脆响压过屋里的动静。他刻意拔高嗓门，语气斩钉截铁，明着是回应两人，实则是给这事定性：“这就对了。不是你们要逃，是跟着有命令的人撤的，后来跟大部队断了线，才躲进树林的。”
这话既是帮臭虫和赵承宇圆，也是说给民兵和苏东听的，有时候流程必须得走，跟工作留痕一个道理，现在不把话摆明、不把性质定下来，真要追究起来，没个明确说法，反而容易惹上连带责任。
首先要知道“逃兵”的定义，从来就没有被各国军事法庭彻底框死的界限，反而像块能伸能缩的布，松紧全看战场的实际光景。
小范围的局部战争时，或许还能掰扯几分“是否主动脱离”“有无客观苦衷”，可到了生死绞杀的前线，这定义只会被拉得越来越广，广到能把“后退”二字都裹进死罪里。
就像当年的斯大林格勒，那座被炮火炸碎的城市里，苏军对“后退”的界定严得能让人连呼吸都发紧。
前线战壕里，士兵们端着打光子弹的步枪跟德军拼刺刀时，侧后方总站着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督战队的身影。
扛着机枪，靴底踩着刚画好的白线，那线被士兵们私下叫“死亡线”，比阎王殿的门槛还绝，越过去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在当时，“逃兵”从来不是“主动逃跑”的专属标签，甚至出现了很多错杀的案例。
有的士兵被德军坦克的履带冲散了队伍，跟战友断了联系，只想着找个弹坑躲躲呼啸的炮弹，刚猫着腰往后挪了几米，督战队的枪声就会骤然响起。
还有刚补上来的新兵，第一次见炮弹在眼前炸开，震得耳朵里全是嗡鸣，下意识往战壕深处缩了缩，没敢跟着老兵往前冲，转眼就被督战队的人按在冻土上。
按当时的战场规矩，“未按命令推进”。
“擅自脱离战斗位置”，哪怕只是退了半步、缩了一下，都算逃兵，没有辩解的机会，更没有申诉的渠道。
如今合众国的局势，跟当年的斯大林格勒何其相似。
江防防线从东到西，每一寸土地都浸着血，断了的枪、冻硬的尸体跟积雪混在一起，上头只往下压“守住”的命令，至于士兵们的处境。
是防线已经崩溃，还是回去就是送命，是想活下来还是有难言之隐，根本没人在意。
“一步不许退”的死命令，早把士兵们的退路堵得严严实实，就像当年斯大林格勒的“死亡线”，只要没朝着前线冲，只要往后退了，就可能被钉上“逃兵”的标签。
所以眼下要做的，不是去辩解“为什么跑”，而是必须编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一个能把“后退”摘干净，又能贴合战场实情的理由。
这个理由不能是“不敢打”，而得是“想打却没法打”。
不是自己主动要撤，是防线全线崩溃时，被潮水般后撤的人群裹挟着退走的；不是不想留在阵地，是混乱中跟大部队断了联系，只能暂时找地方躲避，等着归队再继续作战。
只有这样，才能从“逃兵”的模糊定义里，把自己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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