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号，文化部，内部会议室。
长条桌，十二把椅子，坐了九个人：文化部的，广电的，财政口的，还有两个中宣部的。
张红旗坐在桌子一头，面前一份文件，红色封皮。
李建国坐他旁边，手里捏着笔。
张红旗站起来了。
“《刺秦》，际华集团自主投资制作，面向全球市场，总预算，三亿人民币。”
会议室里安静了三秒。
广电那位副司长先开口了：“多少？”
“三亿。”
椅子上有人动了一下。
中宣部那位处长翻了翻桌上的材料：“张总，国内去年全年电影制作总投入，加一块儿，不到两个亿。你一部片子，三亿？”
“对。”
“钱从哪来？”
张红旗看了一眼旁边。单楹秋站起来了，打开公文包，抽出一摞文件，一份一份发下去。
“资金来源明细。第一项，新天地电影公司香港录像带租赁业务利润，一亿两千万，已到账。第二项，摩登前线服装连锁品牌三年经营结余，八千四百万。第三项，广州方面的物资贸易汇款，四千六百万。以上三项，合计两亿五千万。剩余部分，另行筹措。”
每一项后面，都附着银行流水、公证书、税务凭证。
李建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盖了章。
会散了。
张红旗没走，在走廊上等李建国。
李建国从里面出来，手里夹着烟，没点。
“五千万的缺口，你怎么补？”
“想办法。”
“什么办法？”
张红旗没答。
当天晚上，乐春坊。
林彩英在院子里，桌上摊着一本账本，铅笔，计算器。
张红旗推门进来。
林彩英头都没抬：“五千万，对吧？”
张红旗站住了：“谁告诉你的？”
“单楹秋下午打电话来的。”
林彩英把账本合上，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煤市街四合院的房产证，还有一份清单：黄花梨家具，三十七件，逐一登记，附有估价。
“煤市街那套院子，加上里面存的黄花梨——铁柱那批货，我找人估过了，银行认。抵押贷款，五千万，短期过桥，半年期。”
张红旗没接。
“彩英，那是咱家的底。”
“底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看的。”
林彩英把牛皮纸袋推到他手边：“明天我去银行，你不用出面，手续我办。”
第二天一早，林彩英带着房产证和估价报告，去了工商银行西城支行。
下午两点，贷款批了：五千万，半年期，利率上浮百分之二十。
钱到账了。
第一期现金流，补齐了。
消息没捂住。
六月十号，《刺秦》立项的事，传到了威廉那里。
威廉没动，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中国银幕》杂志；第二个，《大众电影》；第三个，《影视评论》。
一周之内，三篇专栏文章刊出来了。
标题各不相同，观点一个意思。
“三亿人民币投资单部影片，是豪赌还是自杀？”
“国内票房天花板不足两亿，际华的钱往哪收？”
“中国电影工业不具备承接大制作的基础，盲目砸钱只会加速崩盘。”
三篇文章，署名不同，措辞不同，数据引用的角度不同，结论一样：死路一条。
文章出来之后第三天，更大的麻烦到了。
北影厂，长影厂，上影厂，西影厂——四家老牌制片厂的厂长，联名上书文化部。
一封信，四个人签字，四个红章。
核心内容三条。
第一，际华集团以天价预算立项，严重扰乱国内电影行业的制作标准和薪酬体系。
第二，要求文化部对际华集团的资金来源进行合法性调查。
第三，建议暂停《刺秦》的拍摄许可，待调查完毕后再行决定。
信送到了李建国的桌上。
李建国看完，放下了，拿起电话。
“红旗，你那边，四大厂联名告你了。”
“告什么？”
“说你扰乱行业，要查你的钱。”
张红旗在电话那头沉了两秒：“让他们查，账是干净的，每一分钱都有出处。”
“我知道。但调查一启动，拍摄许可就得压着，你拖不起。”
“建国哥，你帮我顶三天。三天之后，这事我自己解。”
电话挂了。
六月十五号，香港，铜锣湾，半岛酒店。
麦佳佳站在发布会的讲台上，身后是一块白色展板，《刺秦》两个字，红的。
台下，记者三十多个：香港的，东南亚的，欧洲的。
麦佳佳用英文开场。
“《刺秦》，际华集团与新天地电影公司联合出品，全球发行。北美发行权，预售底价，两千万美元。”
底下闪光灯亮了一片。
但前两排，空了六个座。
那六个座，是留给好莱坞八大制片厂驻港代表的。请柬发了，确认了，人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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