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北约、五眼联盟等一系列机制，构建起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伙伴网络，其影响力辐射至全球各个角落。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美国却开始战略退缩，采取加征关税等手段，逐渐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渐行渐远。
不仅如此，美国赖以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美元贸易体系，也面临着崩溃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原本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的一些“暗棋”，终于到了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毕竟，贸易活动不可能因为美国的衰落而停止，当美国倒下时，中国自然需要挺身而出，接过这一重任。
如今中国的生产力和贸易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也常年稳居全球首位，甚至连军事力量在近两年都成功跻身全球第一的行列，但中国却始终未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形成一个所谓的“盟友圈”。
这种现象的根源其实并不难理解。中国的崛起速度实在太快，以至于很多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充分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一事实。此外，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在意识形态、立国根基以及全球治理理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也使得中国难以融入传统的西方盟友体系。
中国的国家建构始于对“人民主体性”的深刻觉醒。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人民。形成了以“人民利益至上”为核心的治理逻辑。这种逻辑强调打破旧有的阶级压迫体系，通过土地改革、基础教育普及，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例如，2020年完成的脱贫攻坚战，本质上是“人民史观”的当代实践——8年时间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其核心驱动力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多数国家的特权统治模式。中东的“王爷国”（如沙特、阿联酋）以血缘贵族为权力核心，王室通过石油财富分配和宗教权威维系统治，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底层民众缺乏实质政治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奉行“资本治国”，美国的政治献金制度、欧盟的“旋转门”现象（政商高管频繁互换身份），本质上是资本权力对公共政策的深度渗透。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西方特权阶层对中国倡导的“反对特权阶层”天然敏感，美国资本集团对中国“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充满警惕——他们担心中国模式的传播会动摇其统治合法性的根基。
中国的立国根基是“人民民主专政”，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种理念体现在制度设计中（重大政策通过基层调研、民意征集形成），以及对“共同富裕”的持续追求（如三次分配制度改革、反垄断法修订）。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深深植根于此——2023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疫苗援助超过22亿剂，远超其他大国，其背后逻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选边站”的零和博弈。
反观全球多数国家，其立国理念本质上是血缘世袭或资本垄断特权：无论是东南亚威权政体下的军方-财阀联盟，还是拉美“民粹-寡头”循环中的政治精英，其国家机器的核心功能是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这种差异导致中国难以通过“利益输送”或“意识形态输出”建立依附性同盟。例如，美国可以通过军事保护、经济援助迫使中东国家选边站。中国与这类国家的合作，只能建立在“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是因为中东国家统治者都是特权阶层，是中国国内打倒的对象。这就决定了双方关系难以达到西方盟友间的“战略绑定”程度。
所以中国只能选择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实践推动全球渐进改造。
如经济合作中的“发展赋能”：在与资源国（如非洲、拉美）的合作中，中国不搞“新殖民主义”式的资源掠夺，而是以“基础设施换资源”模式建立平等契约。例如，中企在安哥拉建设的本格拉铁路，不仅改善了当地交通网络，更带动沿线农业、制造业发展；作为交换，安哥拉以原油供应抵扣项目款项，这种“建设-发展-共享”的模式，既满足中国资源需求，又提升当地民生水平，避免了西方“贷款陷阱”的负面效应。
理念传播的“润物细无声”：中国在海外投资中嵌入社会公益项目，如在巴基斯坦建设的瓜达尔港配套医院、在埃塞俄比亚援建的职业技术学校，这些设施不仅服务当地民众，更潜移默化地传递“劳动创造价值”“集体协作”等理念。2019年，中国在非洲启动“万村通”工程，为1万个村庄接入卫星电视，其中80%的节目是中文教学、农业技术和中国文化纪录片，这种“民生+理念”的输出，比直接的政治宣传更易被接受。
中国通过支持当地“公有化实践”扩大影响力。在东南亚，中企与印尼合作社合作推广“共享稻田”模式，帮助农民集体采购农资、统一销售农产品，提升议价能力；在拉美，中国资助的“社区银行”项目，为底层民众提供小额信贷，削弱当地寡头资本的金融垄断。还有对亚非留学生的资助。这种“自下而上”的赋能，虽不直接动摇所在国特权阶级统治，但逐步培育了亲华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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