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德·库恩的节译本问世。节译本选取了《红楼梦》中的部分精彩内容进行翻译，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初步好奇，使更多人知晓了《红楼梦》的存在。
20世纪中叶，俄·帕纳休克全译本的出现是《红楼梦》译介的重要里程碑。全译本完整地呈现了《红楼梦》的内容，让西方读者能够全面领略这部小说的魅力，为《红楼梦》在俄罗斯乃至欧洲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20世纪70年代，霍克思全译本的出版将《红楼梦》的国际传播推向了新高度。霍克思的翻译精准且富有诗意，他对《红楼梦》中的诗词、文化等元素进行了巧妙处理，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部作品。
然而，《红楼梦》的译介存在诸多难点。诗词双关是一大挑战，书中的诗词往往一语双关，既表达字面意思，又蕴含深层寓意，翻译时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等的表达方式。文化专有项也是难题，如中国的传统节日、礼仪、服饰等，这些独特的文化元素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给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
在接受方面，西方对《红楼梦》的认知经历了从“三角恋爱”到社会史诗的转变。起初，西方读者更多关注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故事，将其视为一部浪漫的爱情小说。随着对《红楼梦》研究的深入，西方读者逐渐认识到它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全貌的社会史诗，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多个层面。
2．国际学术界的经典化进程
《红楼梦》凭借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功跻身世界文学经典谱系。它与《神曲》《哈姆雷特》等世界文学名着相提并论，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国际学者对《红楼梦》给予了高度评价。博尔赫斯曾称赞《红楼梦》是一部“无限之书”，它的内容丰富多样，蕴含着无尽的解读可能。葛锐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其对人性的刻画和社会的描绘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在海外汉学界，《红楼梦》占据着核心地位。许多大学将《红楼梦》纳入课程体系，开设专门的课程进行研究和讲解。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红楼梦》也常常被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创作的异同。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这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话，在全球也产生了回响。它体现了《红楼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这部作品，它成为了连接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重要桥梁。
3．当代媒介的创造性转化
当代媒介为《红楼梦》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跨艺术形态改编激活了文本的现代性。歌剧版《红楼梦》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舞台表现，展现了《红楼梦》的情感世界。话剧版《红楼梦》则通过创新的舞台美学，如上话话剧“五彩斑斓的白”，打破了传统的舞台呈现方式，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让《红楼梦》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影视改编更是让《红楼梦》走进了千家万户。不同版本的电视剧和电影，以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表演，将《红楼梦》的故事呈现给观众，使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这部作品。
数字传播现象也为《红楼梦》的传播增添了新的活力。社交媒体上的红楼人物二创作品层出不穷，网友们通过绘画、写作、视频等形式，对红楼人物进行重新演绎，展现了他们对《红楼梦》的独特理解。多语种网络解读则让《红楼梦》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这种经典与时代的对话，使《红楼梦》在当代社会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吸引着新的读者和观众，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三、红学发展与历史坐标建构
1．红学流派的学术演进
红学研究历经多年，形成了多个流派，各有其方法论贡献与局限。
评点派以脂砚斋为代表，其贡献在于对《红楼梦》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点评，揭示了许多文本背后的深意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脂砚斋的评点为后人理解《红楼梦》提供了重要线索，如对书中伏笔、暗示的提示。然而，评点派过于注重文本细节，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在对贾宝玉形象的解读上，脂砚斋强调其叛逆性格背后的深意，认为他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
索隐派以蔡元培为代表，该流派试图从《红楼梦》中探寻隐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反映政治历史的作品，通过对书中人物和情节的索隐，揭示出背后的政治寓意。索隐派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但往往过于牵强附会，缺乏确凿的证据。对于贾宝玉形象，索隐派可能会将其与某个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赋予其特定的政治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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