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末年的烽烟乱世中，中原板荡，胡骑纵横，无数黎民百姓在铁蹄下流离失所。
当此社稷倾颓、山河破碎之际，有一位志士怀揣着收复故土的满腔孤勇，率部渡江，以“击楫中流”的壮举立下复土宏愿，他便是东晋时期赫赫有名的北伐先驱——祖逖。
其一生虽未竟全功，却以忠义与坚韧，在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世传颂的英雄典范。
祖逖，字士稚，生于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祖籍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其家族为北方望族，世代簪缨，父亲祖武曾官至晋王掾、上谷太守。
祖逖幼时便展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气度，他虽年少时不喜经书章句，却轻财好施，仗义疏财，常常周济乡邻贫者，因此深得宗族乡党敬重。
彼时，西晋王朝已显颓势，皇室内部争权夺利，八王之乱的阴云悄然笼罩中原。
祖逖心忧时局，遂与同郡好友刘琨一同出任司州主簿，二人志同道合，常同榻而眠，共论天下大事。
夜半时分，每当荒鸡啼鸣，祖逖便会踢醒刘琨，慨然言道：“此非恶声也！”
言罢，二人便起身披衣，执剑于庭院中舞练，这便是流传千古的“闻鸡起舞”典故。
他们相互砥砺，立下共扶社稷、安定四海的誓言，这份少年意气与报国热忱，为祖逖日后的北伐事业埋下了伏笔。
成年后的祖逖，愈发展现出卓越的才干与胆识。
他曾随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等参与平叛，因功被授予齐王大司马掾、长沙王骠骑祭酒等职。
但随着八王之乱愈演愈烈，西晋国力消耗殆尽，北方匈奴、羯族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永嘉之乱爆发，洛阳、长安相继陷落，晋怀帝、晋愍帝先后被俘，中原大地沦为人间炼狱。
为避战乱，祖逖率亲族乡党数百家南下避难，途中他将车马让给老弱病残，自己则徒步而行，又将粮食、药品分与众人，且总能在危难之际出谋划策，妥善化解危机，被众人推举为“行主”。
一路颠沛流离，最终抵达泗口（今江苏淮阴），彼时镇守建业（后改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听闻祖逖贤名，遂任命其为徐州刺史，不久又调任军谘祭酒，让他暂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祖逖由此开始了在江东的蛰伏。
南渡之后的东晋朝廷，偏安江左，以司马睿为首的皇室与士族大多沉溺于江南的安逸，只求保全一隅，毫无收复中原之志。
而祖逖却始终心系故土，眼见北方百姓在异族统治下饱受欺凌，他数次向司马睿进言，恳请朝廷出兵北伐，收复失地。
在奏疏中，祖逖痛陈时局：“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若诚能发威命，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沈溺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陛下图之。”
其言辞恳切，字字泣血，既点明了西晋覆灭的根源，又道出了北方百姓渴望光复的心声。
然而，司马睿虽表面上嘉许祖逖的忠义，实则并无北伐决心。
他既忌惮祖逖功高盖主，又不愿耗费江东的人力物力，于是仅授予祖逖“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虚衔，拨给千人粮饷、三千匹布帛，却未给一兵一卒、一器一甲，让他自行招募士兵、筹备军备。
即便如此，祖逖也毫不气馁，他深知朝廷无力倚仗，唯有依靠自身力量方能实现夙愿。
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祖逖毅然率领跟随自己南渡的部曲百余家，从京口渡江北上。
船至江心，祖逖望着滚滚东流的江水，想到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惨状，又念及此次北伐前路漫漫、吉凶难料，心中百感交集。
他猛地起身，挥剑敲击船楫，对天盟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其声铿锵有力，震彻江面，随行部众无不动容，这便是“击楫中流”的千古壮举，尽显其收复河山的决绝与担当。
渡江之后，祖逖屯驻于淮阴，他率先铸造兵器，又广招兵马。
由于其威名远扬，且治军严明、体恤百姓，四方流民与有志之士纷纷前来投奔，很快便组建起一支颇具规模的北伐队伍。
祖逖深知，要收复中原，必先稳固根基，他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又严令部众不得侵扰百姓，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赢得了沿途百姓的广泛拥护。
祖逖的北伐之路，从一开始便充满艰险。
当时的黄河以南、豫州一带，不仅有羯族建立的后赵政权的重兵盘踞，还散落着诸多坞堡割据势力，这些势力或依附胡人，或拥兵自保，局势错综复杂。
祖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对于那些愿意归降的坞堡主，他以诚意相待，晓以大义，将其收编；对于首鼠两端、观望不前的，则恩威并施，既展示军事实力，又许以优待；对于死心塌地投靠胡人的，则坚决予以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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