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的陶氏宅院诞下一名男婴，其父陶逸为他取名“潜”，字元亮，后世人多以其号“渊明”相称。
这户看似寻常的地方士族，实则流淌着儒学与忠义的血脉——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这位从寒门崛起的名将，以“陶母截发延宾”的家风为根基，凭借平定苏峻之乱的赫赫战功，官至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成为东晋初年支撑半壁江山的柱石。
陶侃的“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的家训，如同种子般植入陶氏后人的精神土壤。
然而，盛极而衰的宿命终究难违。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官至安成太守，却皆英年早逝，家道随之中落。
幼年的陶渊明由母亲孟氏抚养，孟氏出身儒学世家，对他悉心教诲，使他得以在清贫中博览群书。
《晋书·陶潜传》记载其“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认真自得”，少年时的他便常在浔阳的山水间流连，既读《六经》《论语》，也览《楚辞》《庄子》，儒道思想在他心中交织共生，塑造了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少年意气，也埋下了“性本爱丘山”的隐逸伏笔。
东晋是一个门阀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
“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寒门士子晋升无门，而北方胡族的侵扰与南方士族的内斗，更让时局动荡不安。
陶渊明青年时期，东晋经历了淝水之战的侥幸胜利，却未能改变偏安一隅的困境。
二十岁时，他开始断断续续的游宦生涯，曾漫游吴、会之地，遍历江南山水，试图寻找施展抱负的契机。
这段漫游岁月，既让他见识了“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的士族奢华，也目睹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民生疾苦，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他对官场的黑暗与世俗的虚伪渐生厌倦。
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三十四岁的陶渊明为生计所迫，正式踏入仕途，出任江州祭酒。
这是一个掌管祭祀礼仪的闲职，却让他首次直面官场的繁文缛节与派系倾轧。
史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面对上级的颐指气使与同僚的阿谀奉承，性格耿直的陶渊明无法妥协，不久便辞官归家。
此后数年，他因家境贫寒多次出仕：曾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府，却恰逢桓玄谋反，他看透其篡权野心，以母丧为由辞官；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寄望于这位北伐名将能收复中原、澄清玉宇，却发现刘裕虽有军事才能，实则野心勃勃，只图扩张个人势力；接着他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同样未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明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四十岁，经人举荐出任彭泽县令，这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
任职期间，他清廉自守，推行简政，试图在一方小县实现“仁爱惠民”的儒家理想。
他曾下令公田全部种植秫稻，以便酿酒自奉，后因妻子劝阻，才改为“半秫半粳”，这份率真与洒脱，在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
仅仅八十余日后，郡里派督邮前来巡查，县吏提醒他需“束带见之”，行跪拜之礼。
陶渊明长叹一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当日便解印辞官，写下《归去来兮辞》，彻底告别了长达十三年的仕途生涯。
这段“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游宦经历，是陶渊明理想与现实碰撞的过程。
他并非天生的隐士，青年时的“大济苍生”之志真切而炽热，但东晋官场的腐朽、士族的专横、仕途的险恶，让他一次次失望。
他曾在《杂诗·其五》中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理想的磨灭与内心的煎熬，让他最终选择逃离尘网，回归自然。
辞去彭泽县令后，陶渊明回到柴桑的田园，开始了“躬耕自食，饮酒赋诗”的隐逸生活。
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尽情抒发解脱后的喜悦：“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他开荒南野，筑屋耕田，与农夫为邻，与山水为伴，过上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耕生活。
田园生活并非全然的闲适，更多的是艰辛与清贫。
由于长期为官，不善农耕，加之天灾频仍，陶渊明的生活常常陷入困顿。
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及闾丘常侍》中写道：“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即便如此，他始终坚守本心，拒绝重返官场。
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亲自登门拜访，见他贫困潦倒，赠以粱肉，却被他挥手拒绝，直言“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这份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的气节，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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