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来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变迁，圆脸不再是主流审美的标准，但在当时，她那圆润的脸庞在一群面黄肌瘦的同学中，犹如鹤立鸡群，格外引人注目。
她干起活来毫不逊色于男生，手握除雪板奋力推雪，与那些偷懒磨洋工的女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口中呼出的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霜，依附在她的眉毛和睫毛上，那一刻，我第一次目睹了一个女孩拥有如此迷人的长睫毛。在白霜的映衬下，那些长长的睫毛随着她忽闪的大眼睛轻轻颤动，仿佛在不经意间就拨动了我的心弦。
这一幕，成为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深刻而难忘，它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她的父亲是一名营级军官，因工作调动，从省城军营来到了我们这里的驻军。她随同妈妈和爸爸一同迁居至此，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篇章。
经过一周的辛勤努力，我终于搜集到了这些宝贵的情报。这一过程中，我甚至不惜以给初中同学任平松打一周饭作为交换条件，只因为他目前也在高二三班，能够为我提供一些关键的线索。
少女怀春，少男慕艾，这是每个十六、七岁高中生必然经历的人生阶段。
如果用对异性懵懂的好感来定义爱情，那么我敢肯定从见她的第一面开始，我就开始了我人生的初恋。也沉重地翻开了我情感历史的第一页。
从那天开始，我进入了漫长而又凄苦的单恋，为了有机会见到她，不怎么出教室门的我，一听到下课铃声，立即如离弦之箭奔出教室。
老师和同学们开始时还以为我是尿急，用一种同情怜悯的眼光看着我。
渐渐的，大家习以为常，把我这种火烧屁股式的狂奔定义为一种变态行为。因为没有哪个尿急的人出了教室就会优雅地开始踱步。
若干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高中同学还是调侃地叫着我的外号“关门向左”。
因为每次我冲出教室后，基本就是左转走向高二、三班的方向。
同学们就用我的姓氏起了一个听起来更像日本人名字的外号——“关门向左”。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渐渐领悟到了“关门向左”这一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深意——那是我为了能与她邂逅，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巧妙安排。这简单的动作背后，藏着我满心的期待与渴望，只盼能与她有一次不经意的美丽相遇。
很遗憾，在高中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同学聚会上，我再也没听到关于她只言片语的消息。
这样的情感状态，我难以确切地界定它是否全然属于单恋。因为每当我与她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中，总能从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中捕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情愫，仿佛有某种微妙的情感在悄然流淌。
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一种躲躲闪闪、若即若离，渴望对视又羞于对视的迷惑行为。
反正，一种不同于正常男女同学关系的感觉在我的心里疯狂地滋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课堂上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师在黑板上笔走龙蛇，而思想已经自由地飞出了我的躯壳，神游在她那张圆圆的脸上。
随之而来的是到高二上学期期末考试时，我的名次已经从全班前三名滑落到十五名开外。
整个寒假，我都在父母的唉声叹气和冷嘲热讽中煎熬度过。
在他们心目中，这就是天塌地陷、人类末日一样的人间灾难。
这样的家庭氛围打垮不了我，但相思的煎熬却彻底击垮了我。
我得了一场大病，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确切的说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持续高烧不退，烧到严重时就满嘴胡话。
这样的症状断断续续贯穿了我的整个假期。
爸爸妈妈夜里睡不着觉时，唉声叹气地达成了共识：以后别把孩子的学习逼得太紧，要是把孩子逼出个好歹，去哪捣腾这后悔药。
家庭氛围的宽松，症状的减轻，丝毫不能削减我心中的苦闷。
直到还有几天开学时，我收到了一封本埠平信。
村里帮忙跑腿的二胖，负责把邮递员送到村部的书信、包裹再分送到各家各户。
一天傍晚，他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送来了一个贴着一毛钱面值邮票的信封。
我接过信，用虚弱的眼神瞥了一眼信封。寄信人一栏用钢笔写着娟秀的三个字：何雅惠。
我的眼前一亮，只感觉到血向上涌，心脏按捺不住狂跳。
恼人的二胖在这不恰当的时机竟然和我索要信封上的邮票。
据他的说辞，一毛钱邮票是本县内邮信的邮资，贴两毛钱的才是外地的信函。
起初对我收到来信这件事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父母，立即聚拢到我身边，用询问的眼光盯着我看。
在他们的认知里，本县内谁有事互相捎个话该有多方便，谁还会花钱买张邮票寄封信。这不是冤大头，就是其中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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