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张染血的报纸在空中飘荡。
拳头大的“游击报”报头后面标注着“号外”两个小字，中间还带着破碎的弹孔，已经干涸的褐色血迹浸染了“日本乞降”的大标题。
这是刘子魁在半个月前亲笔撰写、编辑、刊印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也是老周叔和几位交通员舍命保护下来的胜利捷报。
然而这些报纸多数飘落城墙掉进泥水里，少数糊在墙垛上无人问津，即便是有几张落到伪军手里，最后也被揉成一团扔进照明的柴堆里……
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老周叔牺牲在泰安城外，刘子魁倒在了临沂城下，王茂生和战俘营的许多同志亡于日军投降前的最后一波暴行。
他们没能等到解放的那一刻，但他们都为山东人民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子魁舍命守住了地道的秘密，随着几千公斤炸药在地下引爆，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震撼了整个鲁南地区。临沂西北角的大碉堡被掀了个底朝天，附近十五米高、十二米厚、百余米长的城墙垮塌了一大半。不等乱石落地尘土消停，主攻部队就吹响了冲锋号，数不清的战士嘶吼着冲向了突破口。
马绍勇带领党员突击队舍身冲锋，用炸药、手榴弹对付敌人的铁丝网、机枪、毒气弹和明碉暗堡，为主力部队攻入城内开辟了道路。
解放临沂是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作战中打的时间最久、最残酷的一仗，共计歼敌3000余人，也付出了3000余人伤亡的沉重代价。
几天后，两百多公里外的济南城，战俘营的幸存同志送出了王茂生等人惨遭杀害的罪证。中共华东中央局公开撰文声讨这一罪行，同时整理汇总了游击报之前的报道，再次披露日军在新华院虐杀战俘、以活人做细菌和毒药的生化试验等种种罪行，最终让一大批日伪汉奸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年底，钱掌柜带着一个旧包袱去了北大山的烈士陵园。
爆破垮塌的城墙连护城河都掩埋了，他没能找到刘子魁的尸骨，只带来一些遗物。
包袱里几乎全是旧报纸，有刘子魁收藏的游击报创刊号作废版，有击毙日本天皇外甥的那期，有三打白彦时他带路偷鬼子炮弹的报道，还有他后来做的粮价、罂粟等民生调查和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日本乞降》号外等等。
在魏俊杰的墓碑旁边，钱掌柜找到了刘子魁修的空坟，他蹲下摩挲着上面名字念叨起来：“鬼子投降了，这次是真的，一千多号人向我们的鲁南铁道大队投降了，你这趟没白跑……”
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的心里充满了自责，如果不是自己把刘子魁派到枣庄去送口信，这小子就不会参与到解放临沂的战斗中，也就不会牺牲了。
他把那些报纸点着了，一张一张地烧着，向烈士陵园里的所有牺牲战友汇报起当前的解放局势。同志们的鲜血都没有白流，经历了这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主力部队壮大至27.6万人，他们从敌人手中解放了山东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800万民众……
这伟大的胜利是8万多名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从陆房突围、梁山大捷、三打白彦、鲁南破袭、一次次的反扫荡作战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
他们的事迹在游击报、大众日报、鲁南时报、泰安时报、斗争生活等各种抗日报刊中记载下来。但这些报道中却没有刘子魁，没有王茂生，没有魏俊杰的事迹，更没有老周叔这些交通员的记载。
一份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1939年的大众日报，从创刊至新中国成立，累计有578名工作人员在出版发行中牺牲，其中发行员占比最高（468人），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创办的游击报这类油印小报多达七百多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没能留存下来。但是他们在那个年代发挥了指导军民斗争、动摇和瓦解伪军伪组织的重大作用，不应该被遗忘。
他们像刘子魁、王茂生、魏俊杰这样组成了办报小分队，行走在炮火硝烟的第一线，记录血淋淋的惨案，向全中国、全世界控诉了日本鬼子的野蛮罪行。
他们发布战斗捷报，击败了“游而不击”的污蔑；
他们剖析战争局势，揭露顽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
他们宣传军队严明纪律、救人救灾行动，展现军民患难与共的鱼水亲情；
他们还塑造了许多战斗英雄，将朝气、希望、乐观、勇敢的精神传递。
在这些游击小报的鼓舞下，一些普通老百姓参与到了抗日救亡的行动中。他们加入游击队，转战敌后广大战场，为抗战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大扫荡期间，这些游击小报也要坚持印刷出版，因为老乡们说过：“只要看到报纸一直出版，就知道八路军一直都在，咱根据地完不了！”
我在八十年后看到这句话，想象着老一辈新闻人冒着炮火印报纸、到处张贴报纸的画面依然激动不已，于是把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改编成了一份报和几个人的故事。
谨以此文，向新闻界的前辈先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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