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京的夏日常被台风搅得闷热，式部省旁的临时编律馆里，却比屋外更显焦灼。二十余名倭国法司围坐在案前，对着摊开的《唐律疏议》与倭国旧法典争论不休，竹简与纸卷堆得像小山，墨迹在汗湿的指尖晕开，沾污了不少珍贵的抄本。
“‘氏姓贵族杀人可赎刑’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怎能说改就改？”大伴氏出身的法司拍着案几，腰间的玉佩随着动作撞出闷响，“若废了这条，贵族颜面何在？”
“颜面？”一个身着青色襕衫的身影从卷宗后抬眼，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大唐律法有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若贵族杀人可赎，平民杀人当死，这法便是歪的，何谈‘仪表’？”
说话的正是狄仁杰。半月前他奉李承乾之命，携《唐律疏议》全本抵达平城京，肩负着与倭国法司共同修订法典的重任。此刻他指尖点在《唐律》“斗讼篇”上，那里明明白白写着“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墨迹深黑如铁。
吉备真备坐在主位，轻咳一声缓和气氛：“狄大人远道而来，便是为传大唐律法精义。我等修律，当以‘公平’为要，昔日‘氏姓法’纵容特权，早已不合时宜。”
争论从清晨持续到日暮，最终在狄仁杰一句“若律法不公，百姓何以信服？唐化何以推行？”的诘问中尘埃落定。天皇最终下诏：以大唐《永徽律》为蓝本，修订《大宝律令》，废除“氏姓特权法”，明确定“凡倭国百姓，不论贵贱，同依唐律断罪”。
编律馆的灯火从此彻夜不熄。狄仁杰带着唐吏逐条讲解《唐律》：“‘十恶’者，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此十条不赦”“‘八议’虽存，然‘议’后仍需依律定罪，不得豁免”……倭国法司们边听边记，将“杀人者死”“偷盗者倍偿”“官员贪赃满一匹者杖一百”等条文，一一对应到倭国旧案中。
有法司提出：“倭国多海患，渔民争夺渔场常起械斗，可否从轻？”
狄仁杰摇头：“唐律‘盗贼篇’有云‘争斗杀人，不问起因，止论结果’。渔场之争可依‘市易法’调解，但若动了刀子，便要按律论处——法是准绳，不能因事因地随意弯折。”
吉备真备立刻让人找来大唐的《市易法》抄本，加进修订版律令中，规定“渔场归属需经官府登记，争端由地方官按‘先占、劳作、公平’三原则裁决”，从源头减少械斗诱因。
三个月后，《大宝律令》修订版定稿。法典共二十卷，从名例、卫禁、职制到户婚、厩库、擅兴，完全照搬唐律体例，仅在“田令”“赋役令”中保留少量符合倭国农情的条款。最让旧贵族心惊的是“刑罚篇”——废除了“氏姓减罪”的旧规，明确定“亲王与庶民同罪，贵族与部民同罚”。
法典颁布那日，平城京的朱雀大街上贴满了誊抄的条文，狄仁杰亲自带着唐吏与倭国法司沿街讲解。一个卖鱼的小贩指着“偷盗者倍偿”问：“若是贵族偷了我的鱼，也得赔两倍？”
“不仅如此。”狄仁杰笑道，“若他是官员，还要加一条‘监守自盗’，罪加二等。”
人群里爆发出哄笑，有人喊道：“那可得把这律条贴在贵族府邸门口！”
话音未落，一场风暴已在暗中酝酿。大伴氏首领看着自家府邸墙上被人偷偷贴上的律条，脸色铁青——他那游手好闲的侄子大伴健，前几日醉酒后与商贩争执，失手打死了人，按旧法最多罚些铜器，可按新律，当处斩刑。
“绝不能让这小子死在唐律手里！”大伴氏连夜召集旧族议事，有人提议“劫狱”，有人主张“逼天皇改判”，吵到半夜，却没一个人敢真的动手——新律刚颁，百姓盯着，大唐使团的眼线也盯着，稍有异动便是“谋逆”，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三日后，案件开审。大伴健被押到平城京的“裁判所”（仿唐大理寺），堂上坐着狄仁杰、吉备真备与三名倭国法司。受害者家属捧着血衣哭诉，证人一一陈述，证据确凿。
大伴氏的律师（旧制中的“讼师”）还想援引“氏姓特权”辩护，却被狄仁杰打断：“新律已废旧规，你若再提，便是‘知法犯法’，一同问罪。”
最终，法司宣判：“大伴健，醉酒斗殴杀人，依唐律‘故杀’条，处斩刑，三日后执行。”
判决传出，整个平城京都炸了。百姓们涌到裁判所外，有人放起鞭炮，有人往地上撒麦种，说“这是给冤死的商贩报仇，也是给唐律祭旗”。而贵族们则闭门不出，连走路都低着头——他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唐律的刀子，真的敢往贵族脖子上砍。
行刑那日，大伴氏派人送来一车金银，想给儿子买口好棺材，却被狄仁杰挡了回去：“按唐律，死刑犯‘棺以薄木，殓以素衣’，不可逾制。”最终，大伴健穿着粗布囚服，在百姓的注视下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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