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在率军攻宋的征程中，于攻打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钓鱼山上）时不幸命丧于此。这座险峻的城池，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让蒙古军队久攻不下，最终也成为了蒙哥汗的折戟之地。
蒙哥汗身死，蒙古帝国内部为争夺汗位陷入了激烈的纷争。在这动荡的局势中，忽必烈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于中统元年三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登上汗位，成为元世祖。登基之后，忽必烈展现出非凡的治国理念，他极为重视人才，大力重用汉人将帅、谋臣。这些汉人能臣们熟知汉地的文化、制度与治理之道，他们为忽必烈的统治出谋划策，成为他统治的重要助力。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忽必烈依据汉地的政治传统，积极依仿汉法，大刀阔斧地改革官制。他打破原有的一些旧有体制，建立起一套更为完善、高效的官僚体系，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与权力，使得政务处理更加有序、高效。同时，他努力确立中央集权，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加强对各个地区的有效控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通过这些举措，一个由蒙汉统治阶级联合组成的新王朝——元朝，正式建立起来，为蒙古帝国的发展与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忽必烈为了全力讨伐阿里不哥，稳定内部局势，暂时与南宋达成息兵修好的协议，为集中精力应对阿里不哥的挑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南宋此时正深陷政治腐败的泥沼之中。朝政腐败不堪，奸臣当道，贾似道凭借着权术手段，得以擅权专政。贾似道掌权之后，疯狂地网罗亲信，构建起自己的势力网络。在其掌权期间，他更是极力打压陷害那些有功将领，一些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忠心耿耿的将帅，或被无端罢官，失去施展才华的机会；或被治罪而含冤而死，落得凄凉下场。
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和恶劣的政治生态，致使南宋上下民心相悖。百姓对朝廷失去信心，怨声载道；将士们也因此心灰意冷，离心离德。原本稳固的战备体系也变得松弛，军事力量大打折扣。南宋就这样在腐败与内耗中，坐失了强兵固边的难得大好时机。
早在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了局势的微妙变化。他对南宋的政治、军事形势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襄阳这座城市对于南宋的重要性。
在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的策略时，刘整特别强调了“先攻襄阳，撤其扞蔽”这一点。他认为，襄阳就像是南宋的咽喉要塞，如果南宋失去了襄阳，那么它就如同被扼住了喉咙，无法顺畅地呼吸。而且，一旦襄阳失守，南宋在淮河一线的防御屏障也将随之瓦解，整个国家的防线将变得脆弱不堪。
刘整进一步指出，没有了襄阳的支撑，南宋的江山就如同一座没有坚固防线的大厦，摇摇欲坠。“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襄阳在南宋防御体系中的关键地位。
忽必烈听完刘整的分析后，深表赞同。他意识到，要想成功攻灭南宋，必须首先拿下襄阳这个战略要地。于是，他随即与刘秉忠一同商议，深入探讨以往窝阔台攻宋以及蒙哥攻宋的经验教训。
在仔细研究了地理形势和战略布局之后，他们越发认识到襄阳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襄阳位于长江中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南宋抵御北方入侵的重要防线。如果能够攻克襄阳，就可以顺势突破南宋的长江防线，直捣江南腹地。
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重要。这里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防重镇。要想成功灭掉南宋，就必须以此为突破点，对南宋来个拦腰一刀，直击要害。
于是，忽必烈果断采纳了刘整的建议，制定了先取襄樊（今属湖北）、实施中间突破、沿汉入江、直取临安（今杭州）的灭宋方略。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忽必烈暗中留下刘整在襄阳积极为此作准备。
在平定了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在政治上彻底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军事力量也变得更加强大。于是，他正式启动了消灭南宋的计划，这一决策，标志着宋元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元军对南宋的战略进攻阶段。
根据刘整的建议，忽必烈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
在蒙古帝国的扩张历程中，对南宋的军事行动一直是其战略布局的关键。首先，蒙古人深知要攻占南宋，必须先在战略要地建立稳固的据点，作为进攻的重要基地。早在1261年的夏天，忽必烈便采纳了刘整的建议，派遣了一名精明能干的使者，带着珍贵的玉带，前往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的驻地。这位使者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的目标是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为蒙古人打开通往襄阳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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