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八年（1271年），刘秉忠凭借着对《易经》的深入钻研与独特理解，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他建议忽必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深远意境，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这一建议不仅体现了刘秉忠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他对元朝未来的宏伟构想。他深知，“大元”这一名称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个王朝的象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深远的意义。忽必烈听后，深感这一建议恰到好处，于是欣然采纳。从此，“大元”这一名称成为了这个强大王朝的正式称谓，开启了元朝辉煌的历史篇章。刘秉忠的这一建议，不仅为元朝的命名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也为元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扈从忽必烈到上都，之后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这段时间，他远离了朝堂的喧嚣，沉浸在对学问的钻研和对自然的感悟之中。然而，命运却在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端坐而逝（坐化了），享年五十九岁。他的离世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突然陨落，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惋惜。天妒英才，仅仅差了十数月，使得他未能亲眼得见元朝一统天下的辉煌盛景。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憾事，也使得刘秉忠的一生更增添了一抹悲壮色彩。他的离去，让元朝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谋士和智者，也让后世的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铭记的英雄。刘秉忠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元朝的统一大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听闻刘秉忠的死讯，忽必烈大为震惊。他对群臣感慨地说道：“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 话语中满是对刘秉忠的深切怀念与高度评价。在悲伤之余，忽必烈下令出内府钱为之助丧，并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灵柩，葬于大都。后来，刘秉忠的灵柩又移葬到他的故乡，让他得以在故土长眠。
至元十二年（1275 年）正月，忽必烈怀着对刘秉忠的敬重与感激，追赠刘秉忠为太傅、赵国公，谥号 “文贞”。元成宗时，又加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改谥 “文正”。元仁宗时，更进一步进封爵位为常山王。在有元一代，汉人能够位封三公的，仅有刘秉忠一人而已，足见他在元朝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卓越贡献。
刘秉忠一生，始终以大力推行汉法为己任，对民族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深知，在元朝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中，只有将汉族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引入蒙古统治体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汉法的实施，努力在蒙古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他的努力下，大量汉人得以在那动荡的乱世之中保存力量，延续文化。他不仅保护了许多汉族的文化精英，还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使得汉族文化在元朝得以传承和发展。
尽管刘秉忠只对蒙古皇族进行了改造，并未能改变整个蒙古贵族的习性，但这也使得元朝的政治风貌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以往的汉族制式。他精心设计的官制、礼仪和行政管理体系，都深深扎根于汉族文化的土壤之中。这些制度不仅为元朝的统治提供了有效的框架，也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和发展。这也是明朝灭亡元朝后，仍称自己是承袭了元朝基业的重要原因所在。明朝的统治者们深知，元朝的制度和文化为他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刘秉忠的贡献。
从忽必烈想要统治好中原的角度来看，他迫切需要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来助力治理。忽必烈深知，要治理好中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仅靠蒙古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汉族知识分子的智慧和经验，需要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为此，刘秉忠不遗余力地鼎力推荐了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王文统、张耕、刘肃等“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这些人才都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刘秉忠的推荐，不仅为忽必烈提供了一批得力的助手，更为元朝的治理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正是由于刘秉忠的推荐，忽必烈得以广泛吸纳汉族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力量，从而“得中土心”，赢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这些知识分子在元朝的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元朝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为元朝出谋划策，还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推动了元朝的进步。他们的存在，使得元朝的统治更加稳固，也使得元朝的政策更加符合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
毫不夸张地说，刘秉忠与忽必烈之间深厚的君臣情谊，为元朝在统一大业中赢得了民心，对元朝的统治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秉忠不仅是忽必烈的谋士和智者，更是他的挚友和知己。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使得刘秉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元朝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而忽必烈对刘秉忠的重用和支持，也体现了他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和包容。这种君臣之间的合作，不仅推动了元朝的统一大业，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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