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需要合保。
为了合保这件事余令在贡院那边跑整整一天。
不是说余令找不到保人，而是余令的身份有些尴尬。
余令是官员。
官员身份考试需要证明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在大明立国之初的那一段时间官员科举考试一开始没有任何的规定。
那些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可以随便考。
后来御史无意发现一个大问题。
御史发现那些举人出身的官员嫌自己官职低了，虽然已经当官了，但是太想进步了，想考进士。
然后当个更好更舒服的大官。
于是，这些已经当官的举人就不怎么好好地当官了。
拿着朝廷的俸禄，坐在衙门里屁事不干专心“刷题”，天天在那里诵读文章。
天天想着进士及第。
因为不用心，政务搞得那是一塌糊涂。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最过分的是为了考试这群举人请假去考试，一请就是大半年。
举人有特权，去京城考试的花的还是朝廷的钱。
地方的主官也不敢管，万一人家考中了回来报复自己咋办？
御史发现了这个问题告诉了皇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出了政策，当官的举人考进士可以考，但有了一个前提。
前提是必须安心的在官位上踏踏实实的干三年。
也就是放弃一次考试。
本以为有了政策后会好点，结果更不好了。
随着大明的一切步入正轨，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不断推进，举人越来越多。
举人能当官，但是官职却是越来越低了。
大明立国之初举人能当一个不错的官。
那时大明需要人才，而且科举考试的题不难，要求不多。
可随着大明不断的往前走，国力强盛，所需的官员越来越少时，可参加科举的人却越来越多。
人多了，名额不变，题变难了不说，要求还多了。
这群想进步的举人直接在衙门里上演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戏码。
我就是想读书，谁也不能阻止我读书，我要当个大官为朝廷效力。
朝廷没法，再次修改制度，改成了举人官员可以六年一考。
也就是放弃两次机会，结果，为国效力的人更“努力”了！
既然朝廷剥夺了考试的次数，那就从自身下手，机会少了，就往死里学。
正统十一年内阁首辅曹鼐就是这么干的。
他其实在永乐二十一年顺天乡试中就已经高中了举人，在宣德二年进京考进士没考上。
那时候他其实不想考了，就用举人的身份在吏部侯官，得了一个山西代州儒学训导。
一个正八品的官职。
儒学训导，用余令的话来解释就是相当于县级市教育局副局长。
宣德七年的时候，他带着泰和县工匠去京城执行工匠轮替的劳役。
一时没有忍住，他就又参加乡试，直接考了举人第二。
第二年，也就是宣德八年，癸丑科进士科举考场，他以二十七名的好名次成了进士。
半年后的殿试，他又以一甲第一名的好成绩高中状元。
吏部选官，这一次直接成为翰林院修撰。
一个八品的儒学训导，一个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
一个后面没有人可能要干一辈子的八品官，一个前途无量，万众瞩目起步就是从六品官身的鼎甲。
他的事迹激励着无数读书人要心怀梦想。
唯一可惜的是这位在正统十四年七月跟着皇帝亲征去了土木堡，去了就再也没回来了。
他的坟墓到现在还只是一个衣冠冢。
除了他之外还有翁正春。
这位也是狠人，在万历七年中举后在延平府担任龙溪教谕。
担任了两任教职后觉得不爽，决定以最难的教职身份再考。
他这一考不但成了状元，还成了大明立国以来两位以教职身份登鼎甲者中的一位。
这对举人官员来说又是一个榜样。
余令虽然不是举人，但要做的也是这两位要做的事情。
官员继续考科举能考，但是要求会很难。
为了防止官员学生利用官身作弊，主考和同考会一起看官员学生的卷子，所有考官一同商量其名次。
这其实也是朝廷的一种限制手段。
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的卷子，一人说一个缺点，那也是十多个缺点。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写的再好，别人不认可也是一种错。
余令是官员，他的卷子也要走一遭。
余令觉得这一点就很公平了，好就是好，不好也糊弄不过去，不是某一个人说的算。
但如果高中，那就很厉害。
余令是官员，去找考生互保，别人自然不愿意。
只觉得这人是真的脑子有问题，人家举人继续考是因为官职不理想。
你余令这么年轻都五品同知了，还要考？
这官职还不满足，难不成真的是瞅准了内阁往里冲，觉得自己一定会成为鼎甲？
余令夹着一本书去了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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