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元年（公元237年）的春天，正月壬辰日，山茌县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有人声称看到了黄龙现身！这一消息迅速传遍朝野，在古代，黄龙被视为祥瑞之物，它的出现被认为是国家兴盛、君主圣明的象征。于是，有关部门赶忙上奏，认为魏国得到了地统，按照传统，应该以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曹叡听后，陷入沉思，他想起自己在东宫时就曾着论，认为五帝三王虽同宗同源，但礼仪制度并不沿袭，正朔也应该做出改变，以此来彰显魏国接受天命的运势。如今黄龙现身，或许正是上天给予的启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曹叡决定顺应天意。三月，他正式下令确定新的历法，并将年号改为景初元年，从四月开始执行新历。
（《魏书》记载：当初，魏文帝曹丕即位时，因为是接受汉朝的禅让，所以沿用了汉朝的历法，没有进行更改。曹叡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曾写文章论述，认为应该改变历法。等到他即位后，这件事一直搁置了很久。后来，史官再次上奏说应该更改历法，曹叡这才下诏让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等各级官员广泛讨论，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曹叡依据古代典籍，在甲子日下诏说：“太极在天上运转日月星辰，元气在地下流转三统五行，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所以孔子编写《春秋》时，在三微之月（农历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每个月都记录称王之事，以此表明三正（夏正、殷正、周正）交替为首的道理。如今推算三统的顺序，魏国得到地统，应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察各种典籍，这个道理是很明确的。现在把青龙五年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四月。” ）
随着历法的更改，魏国的服色、祭祀等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服色方面，崇尚黄色；祭祀用的牺牲（祭品）选用白色；打仗时乘坐黑鬃白毛的马；军旗方面，行军打仗时使用大红色的旗帜，朝会时则使用大白旗。（臣裴松之按：魏国以土德自居，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土对应黄色，所以服色崇尚黄色。魏国采用殷朝的历法，以建丑之月为正月，所以在牺牲和旗帜的使用上，都遵循殷朝的礼仪。《礼记》中记载：“夏后氏崇尚黑色，所以打仗时乘坐黑马，祭祀用黑色的牺牲；殷人崇尚白色，打仗时乘坐白马，祭祀用白色的牺牲；周人崇尚红色，打仗时乘坐赤毛白腹的马，祭祀用赤色的牺牲。”郑玄解释说：“夏后氏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万物初生时颜色为黑色；殷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月，万物发芽时颜色为白色；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万物萌芽时颜色为赤色。翰，就是白色的马，《易经》里说‘白马翰如’。《周礼》中规定巾车之职，‘朝会时树立大红色的旗帜，打仗时树立大白旗’，这就是周朝用正色的旗帜用于朝会，用前代的旗帜用于打仗。如今魏国采用殷朝的礼仪，改变了周朝的制度，所以朝会时树立大白旗，打仗时使用大红色的旗帜。” ）同时，将原来的《太和历》改为《景初历》。虽然新历中的春夏秋冬四季和月份与之前的正岁有所不同，但在举行郊祀、迎接节气、祭祀祖先、天子巡视、打猎、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重要活动，以及颁布时令、确定中气早晚、安排百姓农事等方面，都按照新历中以正岁斗建为依据的顺序来执行。
五月己巳日，曹叡结束了在许昌宫的停留，再次回到洛阳宫。为了安抚民心，彰显皇恩浩荡，己丑日，他宣布大赦天下。然而，平静的京都却在六月戊申日遭遇了一场地震。大地的震动让房屋摇晃，百姓们惊慌失措，四处奔逃。这场地震给京都带来了不小的恐慌，许多人担心这是上天对国家的警示。
己亥日，曹叡对朝中重臣进行了新的任命，他任命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尚书右仆射卫臻为司空，希望他们能在新的职位上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丁未日，朝廷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从魏兴郡划出魏阳，从锡郡划出安富，再加上原有的上庸，合并为新的上庸郡。同时，撤销锡郡，将锡县并入魏兴郡。这样的调整旨在优化地方管理，更好地掌控地域局势。
之后，有关部门向曹叡上奏了宗庙和祭祀乐舞的事宜。他们认为，武皇帝曹操拨乱反正，开创魏国基业，应尊为魏太祖，祭祀时使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曹丕顺应天命，接受汉朝禅让，登基称帝，尊为魏高祖，祭祀乐舞为《咸熙之舞》；而曹叡在位期间，推动国家建设、制定各项制度，使国家繁荣发展，应尊为魏烈祖，祭祀时采用《章（武）斌之舞》。并且提议，这三位先祖的宗庙要永远保留，世代祭祀，不能损毁。至于其他四位先祖的宗庙，按照亲疏关系，在血缘关系疏远后，依次进行毁庙，就如同周朝祭祀后稷、文王、武王的宗庙和祧庙制度一样。（孙盛对此评价说：谥号是用来彰显逝者的品行，宗庙是用来留存逝者的容貌，这些都应该在人去世之后确定，目的是追溯起源、总结终点，让后世铭记。从来没有在人还在世的时候就预先制定祖宗的庙号，还没去世就提前自我尊崇显耀。以前华乐因为过度征收赋税而遭到指责，周朝人因为提前准备丧事而违背礼仪，魏国的这些官员，在这件事上违背了正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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