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古称水蛊，列巫蛊之术其实是古人对血吸虫病的认识不足。但这水蛊确实与水中毒虫有关。古籍和史书中都有记载，《黄帝内经》的《素问·腹中论》篇中提到“鼓胀”一词，说的就是血吸虫病引起的腹水、肝硬化造成的大肚子症状，此病无药可医，难怪当年主席也曾发出“华佗无奈小虫何”的感慨。主席在1958年7月1日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激动不已彻夜难眠，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送瘟神二首》‘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是在赞美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壮举和改天换地的气魄。他在诗二首后记中写道‘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讲，都不及血吸虫。’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这也是胶皮的决心。身处高位越久人生阅历越多，她身上的小资情怀和定体问思想几乎荡然无存，更受身边人的影响，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小粉红。
防治，先有防后有治。借防疫之名，也是时候把喝开水的习惯向梁山以外地区加以宣传和普及了！
中国人喝热水，西方人喝冷水。古人这样解释道“中土戒饮凉水以防坏腹，泰西务饮冷水以为除热”，中国喝热水的认知由来已久，多喝热水刻在了中国人养生基因里。《黄帝内经》记载“病至而治之汤液”。汤即热水，认为喝热水有治病功效。前年，东林党死硬分子杨涟被魏忠贤收拾，于是他“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此寻死逻辑就是遵循的中医“温阳”之说。
但其实中国人普遍养成喝热水习惯的历史并不长。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古时资源短缺，一般人家舍不得花钱买炭买柴火。要知道古时卖炭翁、樵夫的收入可不算低。“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即使家中来了客人也多数“便与空饼、冷菜”，热菜热饭都吃不上，喝热水更是奢望。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了19世纪中期，上海爆发了霍乱，疫情横扫整个上海，“时疫流行，朝发夕死”，“死者日以三千计”。随后疫情北上传到了京津地区，相比之下南方反而受疫情影响很小，时人便有南方人喝热水比北方人多故能免疫的说法。就这样，喝热水防霍乱迅速流传于中国大地之上。时间进入到民国，随着细菌学说进入中国，喝热水逐渐从民间自发变成了官方推广。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群众“此能真正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人民“不要随地吐痰、脸要洗干净”、水不沸不喝”。还有诸如“不要在葬礼上发笑”这种引人发笑的行为习惯规定。新生活运动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热闹几年后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死了，却留下了一个遗产：熟水店，在上海也被称为“老虎灶”。街间巷尾冒着氤氲蒸汽的老虎灶成了人们喝开水的根据地。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走街串巷的小贩、操皮肉生意的妓女成了老虎灶的主顾。不过在广大农村地区没有熟水店，也没有单独烧一锅热水的时间与闲钱，更多是喝生水将就。
时间来到了1952年的半岛战场上，米军投下携带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苍蝇、跳蚤、老鼠。志司迅速成立防疫委员会，基层成立防疫小组，捕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的同时鼓励全体战士喝热水、烫碗筷。很快，这股防疫之风从半岛来到了国内，这次透彻的防疫运动使喝热水的习俗覆盖了全国每个角落，与此同时，保温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在相对富裕地区保温瓶保有量超过了手电筒。时间又来到80年代，自来水厂的兴建与省柴灶、煤球炉的推广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随心所欲喝热水的夙愿最终得偿所愿。
可见喝热水作为行为习惯，其底层逻辑无法逃脱经济基础。所以胶皮只敢把实现目标的周期定在5年，烧制开水需要煤炭等廉价能源供应，储存开水需要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的热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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