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事情讲清楚，非三言两语可以。碰到这种长篇大论，徐荣习惯轻摇随身之画扇侃侃而谈，表现出一些些的忘乎所以。但见对面的曹大统领盯着自己手中折扇转动了几圈眼球，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厌恶感来，始知外界关于梁山五子不善隐藏情绪的风传是为千真万确，于是慌忙收起折扇，正襟危坐。
汉地九州征收赋税和徭役有免税政策，有功名在身的士绅享受免役，名下一定数量田地可少交或完全免税（秀才、举人等功名可免税田亩数量相差很大），这一方面是朝廷对这些人的优待用于笼络士人，另一方面则是士绅阶层钻空子的结果。而普通百姓该交的不该交的税赋一个大子也不能少。税是税，役是役。税多为田税，按照税率有多少田缴多少税，役则是徭役。明初时士人虽有优免但朝廷免除的只是他们的杂役而非赋税。嘉靖二十四年朝廷出台优免条款，确定各级士人优免额度：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万历年对士绅的优免政策进行升级：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看见了吗？甭管在职的退休的、当官的在野的，一免到底，力度空前。
看清楚了吗？是万历年，不是万历帝。出台这项免税政策的究竟是谁？不言而喻。
直接优免士绅阶层税赋和杂役，之所以用田亩数来作为优免杂役的额度是因为许多杂役都被算入田税之中，杂役能折算成钱。有政策就有算计，朝廷和地方的博弈从古至今。朝廷的规定是规定，下面的执行是执行，具体就是大量士绅和官员勾结将徭役和税赋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士绅有一种骚操作就是勾结官吏偷偷将自己的土地划到百姓身上，这样官府收税的时候就到百姓家里去收取，搞得很多草民明明没有多少土地却要缴纳大量税赋。老百姓不光要缴纳国家定下的正税，各种地方摊派和杂税也别想跑，摊派和杂税可比正税狠多了！明朝正税其实不高，奈何官员上下其手贪污腐败，地方官定下的各种摊派让小民活不下去。为有口饭吃，百姓开始想办法逃税，最有效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投献。自耕农和富户主动变成黑户，将自己的田地投献给有功名的士绅，不仅不问士绅要一分钱还每年倒贴银子给他们（地租），这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却是可行操作，基本逻辑是这样的：我成不了官员和举人我做老爷家奴总可以了吧。我种地，你收我税还让我服劳役是不是？那我不种国家的地了还不行吗？举人官员家的地不是不收税吗？那我就把我的地给举人官员不就行了？连丁银（人头税）都不用交了。
投献能省钱。投献之后土地就归士绅所有，百姓不需要给官府缴纳税赋和杂役钱，作为钻空子的代价，必须给士绅们意思意思支付一定的钱粮，那比交给官府的少多了，相当划算。而对于士绅们来说土地就跟白捡的一样，白捡来的田还不用交税。这就叫双赢。
投献对双方都是只赚不赔的买卖。这么好的生意肯定有的是人做，于是投献变得平常和完善。具体做法是双方在投献之前商议好每年的地租和土地使用年限，然后百姓低价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士绅，自己则成为士绅的佃户。一顿操作后，百姓其实种的还是自己家原来的那块地，只不过其名义上属于士绅了，每年只需交给士绅少许地租就行，不需要再向官府缴纳税赋。即使受田士绅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叫做卖田不卖佃。而士绅为吸引百姓主动投献竞相压低地租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投献，毕竟他们不需要任何成本，只需在家中坐等就有人主动送田送钱，实为天大的美事。而且双方的这种合作有相关文书认证保证，很大程度上解决百姓土地投献以后被士绅吃干抹净不认账的风险，这为投献者解决了后顾之忧。
投献的存在就是明朝造册登记的赋田越来越少的原因。所谓“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
曹少给自己点了根烟，斜眼看向徐荣，淡淡问道：“那么，你觉得投献合理吗？”
“利字当头，在商言商，合理。然…”
“直接说然而。”
徐荣一愣，他完全没想到对方会出此言。想了想，正色道：“徐家为一己私利亦不曾免俗，然长此以往大明不得万年，该当一朝千古了。”
曹少腾一下站起来，“你很不错，有胆识。今天不能让你大老远的白跑一趟。”
由着老乡情分加上对徐阶的尊敬，更有对来者的喜爱，曹少向招商员徐荣开出的合作条款简单明了：徐家出地皮，徐家出项目全部工程款。徐家享有优先购房权且数量不限。说白了，这个方案精髓在于由徐家承担松江府梁山商业中心项目建设全部费用以换来购房排队号。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购房排队号绝不忽悠人，能实实在在以成本价买到房子。听好了，是成本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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