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耳熟能详，但是郑和下东洋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了。1404年明成祖派郑和出使日本，郑和统督水师10万到达日本，向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宣旨‘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足利义满受明朝封赏后遵旨执行，派遣使节献上抓获的倭寇。成祖爷觉得这个小弟还算听话，遂签订《勘合贸易条约》规定日本以属国名义向天朝进行朝贡贸易。并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
这是什么？不是炮舰外交还能是啥！
这一幕能联想到什么？是不是想到了那张日媒拍摄的在网上流传甚广的照片‘帝国的蔑视’。访问日本的052D太原舰上一位海军士兵端着枪站在高高的甲板上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锐利的、满是杀气的、睥睨的目光斜视镜头。这眼神被日本媒体形容为帝国的蔑视。想必当年站在高大宝船上的大明水师官兵和052D上的海军士兵一样，向小本子展示过我天朝睥睨天下的高贵和气场。
爽！
而土木堡之后的大明呢？存在感越来越弱。
有一件事是和土木堡之变几乎同时发生的，那就英宗正统年间开始的“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在此之前，大明宝钞是大明唯一合法货币。太祖时期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必须兑换成宝钞。大明前期百废待兴，处处都要花钱，却没有出现财政窘境。为什么？就是因为货币主权在手。虽然大明对大明宝钞的管理真不怎么样，有一说一，绝不涂脂抹粉，绝不报喜不报忧。
明中后期主要货币是白银。经过文官集团与皇帝的长期博弈，银作为主币最终在嘉靖朝被正式承认。可是朝廷却无法控制货币的发行，中国并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地方，白银主要由外部流入。一样的皇帝，不一样的命运。汉武帝时期一样是内忧外患，但是不一样的是大汉没有亡。因为搞来钱的称大帝，搞不来钱的上煤山。
货币主权的沦丧终酿成恶果。嘉靖朝浙江巡按庞尚鹏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头多少征税，并将土地税收折合为白银；同时在徭役方面，如城市工商想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银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贡，土贡方物亦皆折银征收。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子征收，这就是一条鞭。
城市工商业主手里有银，东南沿海特别是浙、闽民间进口白银最多，所以大商人和这些地区的城市工商业者是拥护一条鞭法税收的主体。而西北内地因为无法进行海外贸易而缺银，只能以谷易银。本来西北粮食产量就不高，丰年都吃不饱，碰上天灾还有活路吗？都说明朝亡于小冰河期，其实明非亡于天灾，实亡于人祸。
明后期，本是鱼米之乡的江浙不但无法向外提供粮食，竟然还要从外地进口粮食，因为江南的良田都去种植经济作物了。沿海吃内地，北方内地只能人吃人了，成就了王不为奏折里所描述的惨况。
全球的白银多数都通过贸易流入了大明，但是大明最缺的是粮食，不是白银，靠天吃饭的年代没有任何大陆和地区能养活得起大明这么多的人口。帝国曾一度禁海，是因为国际贸易得不到需要的粮食和商品，得到的只有白银，反而因为外贸引发饥荒。而大量的白银除了导致其自身通货膨胀外并没什么卵用。
因为无法控制白银，朝廷实际上控制不了关税。在宝钞时代，海外贸易得到的白银必须兑换成大明宝钞，否则不能合法流通，如此，朝廷是能够有效收取关税的。而在白银时代走私贸易盛行，白银不登记也不用去兑换，得利以后自己收着就是了。那还交什么税！我是商人不是圣人，请问为何要向朝廷纳税。商业税收不上来，税负自然就全压在了农业税上。
所以说大明朝分两代：一个是有货币主权的大明，另一个是没有货币主权的大明。前一个大明驱逐外患、兴修水利、环球航行。后一个大明坐拥世界上最多的白银，但却穷死了。多讽刺啊，因为拥有全球最多的白银所以没钱花，穷死了。
令忧国忧民、独具慧眼的袁可立万万没想到的是，忽然一日就有万丈光芒冲破压顶云层，光耀中华腹地一隅。阳光下，大明宝钞的孝子贤孙呱呱坠地。
大明规定金银必须兑换成大明宝钞，大明宝钞却不能兑换成金银。而你梁山司死死抓着金银管制不放，同样规定必须把金银兑换成梁山币，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将梁山币兑换成金银。兑换被限额允许，但是你要填具一份十分啰嗦的用途表，叫做‘购汇申请’。
袁可立把梁山纸币比做大明宝钞的孝子贤孙而非投胎转世则十分贴切。因为两者有显着的不同之处：同样是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不同的是大明是没有想买的，而梁山司想买的东西可多，对一些大宗货物反而是东林商圈禁运不卖。仔细回想一下，东林势力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铜铁等金属矿石实施惜售监管的，不正是梁山司推出纸币严禁金银流通之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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