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轩没反驳，打开那个木盒子，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李寡妇，存银十两，供女儿读书”。“这是李寡妇的钱。她男人是个镖师，十年前走镖时没了，留下她和女儿。她在巷口卖针线，每天赚几个铜板，攒够一两就来存。去年她女儿考上了女子学堂，学费不够，我提前把钱取给她，没要利息。”他顿了顿，又拿出一张纸条，“这是陈先生的，他是个教书先生，每年夏天都来存二十两，说要给乡下的母亲盖房子。前年他母亲去世，他来取钱，我多给了五两，让他给老人家买口好棺材。”
刘少爷看着那些纸条，上面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却都透着股认真。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带他来裕和昌存钱，周明轩总给她一块糖，说“孩子小，甜的东西能记一辈子”。那时的银号，柜台是老木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连空气都带着股甜香。
“周伯父，我懂了。”刘少爷收起烟盒，站起身，“您这木盒子里装的不是钱，是情分。这情分，比洋保险柜结实。”
周明轩送他到门口，看着汽车驶远，阳光落在大理石柜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牛角印，忽然觉得，这石头柜台也不是那么凉了——只要心里装着人，再凉的石头，也能焐热。
腊月里，天越来越冷，银号的客人却没少。王老板来取五十两纹银，周明轩给他包了块红布，还送了一小罐茶叶，说是自己家炒的，驱寒。张老栓来问孙子的银锁，周明轩拿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个锃亮的银锁，刻着“长命百岁”，边缘打磨得很光滑，怕硌着孩子。
除夕前一天，周少庭从城里回来，手里拿着张报纸，上面印着“聚兴银号倒闭，老板卷款潜逃”的消息。他脸色发白，递给周明轩看：“爹，您看，我说吧，新业务靠不住。”
周明轩接过报纸，看了一眼，放在一边，然后打开木盒子，把里面的银票和银子清点了一遍。“别怕，咱这银号，靠的不是洋玩意儿，是老主顾的信任。”他拿出一张新纸，写下“民国二十三年，裕和昌，平安”，然后盖上牛角印，放进盒子里。
那天晚上，银号关了门，周明轩在柜台后点了盏油灯。油灯是黄铜的，灯芯跳着小小的火苗，把木盒子的影子映在墙上，像个温暖的小月亮。他拿出算盘，噼里啪啦地算账，算的不是存银的数目，是老主顾的名字：王记粮铺、张老栓、李寡妇、陈先生……一个个名字在心里过，连带着他们的模样、说话的声音，都清清楚楚。
周少庭坐在旁边，看着父亲的侧脸，忽然觉得，这老银号里的东西，都带着股魔力。大理石柜台再凉，也抵不过木盒子的暖；洋保险柜再结实，也装不下人心的重。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写毛笔字，说“字要写正，人要做诚”，那时他不懂，现在懂了——这银号的生意，从来不是数银子，是记人心。
年后开春，张老栓来取银子，看到那个银锁，高兴得眼泪都下来了。他把银锁给孙子戴上，孩子笑得合不拢嘴，在银号里跑着玩，不小心撞到了大理石柜台，周明轩赶紧过去扶，手放在石头上，竟觉得比往常暖了些。
“周掌柜，您这柜台，好像不那么凉了。”张老栓笑着说。
周明轩也笑了，摸了摸木盒子：“不是柜台暖了，是心里装着人，就不觉得凉了。”
日子一天天过，裕和昌的大理石柜台依旧亮得晃眼，可来往的客人，都爱往周明轩的柜台前凑。他们不爱看那些新印的预约单，倒喜欢要一张他手写的纸条，上面盖着那个模糊的“周”字印。有人说，这纸条比洋文书还管用，揣在怀里，比银子还踏实。
周明轩依旧每天摸那个木盒子，里面的纸条越来越多，绒布上的暗红，也越来越深。他知道，这些纸条里，藏着老主顾的日子，藏着顺城街的故事，也藏着裕和昌的根——这根，不是大理石柜台撑起来的，是人心，是情分，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暖”。
有一天，周少庭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赵记布庄，存银三十两，中秋取”，然后拿起那个牛角印，在角落按了下。印文有点歪，却透着股认真。周明轩看着他，笑了——这木盒子的暖，总算有人接着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木盒子上，铜锁上的梅花，像是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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