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印
入秋的雨，缠缠绵绵下了三天，把青石板路浸得发亮，也把“老顾家酒坊”门前那两尊石狮子的鬃毛，润得没了往日的干爽。顾守义站在坊里的晒谷场边，手里捏着张刚从镇上供销社领来的油纸，指尖捻着那层滑溜溜的膜，心里却像压了块浸了水的棉絮，沉得慌。
“师傅，这批油纸可真不赖！”徒弟小柱子扛着一捆新坛，脚步轻快地从库房出来，坛口的白瓷沿在雨雾里泛着光，“你看这厚度，裹上两圈，别说下雨，就是泡在水里，酒也漏不了半滴！”
顾守义没应声，转头望向晒谷场角落的老磨坊。磨坊的木门虚掩着，风一吹，吱呀作响，门后挂着的那张粗纸，边角已经发脆，却仍在风里轻轻晃着——那是他父亲顾老栓生前用的最后一张封坛纸，纸上盖着枚朱红的印，印文是“顾家老烧”四个字，笔画边缘有些模糊，是常年蘸墨盖印磨出来的痕迹。
四十多年前，顾守义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半大孩子，总爱跟在父亲身后，看他在酒坊里忙前忙后。那时候酒坊的规模小，只有三间瓦房，一口老井，还有两排矮矮的酒坛。每到新酒酿成的日子，父亲就会把自己关在磨坊里，先将粗纸裁成大小合适的方块，再用毛笔蘸着调好的朱砂，小心翼翼地在纸中央盖印。顾守义记得，父亲盖印时总爱眯着眼，手腕悬在纸上，顿上两秒才落下，力道要刚好，既不能让印泥晕开，也不能让笔画缺了角。
“爹，为啥不用镇上卖的油纸？”有次顾守义忍不住问，“张大叔家的酒坊就用，说封得严实。”
父亲当时正把盖好印的粗纸叠整齐，闻言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带着笑，却又藏着些他当时看不懂的东西：“油纸是好，能挡雨，能防漏，可它挡不住念想啊。你想，将来有人开坛喝酒，看着这红印，就知道是咱顾家酿的酒，就知道这酒里，有咱爷俩的功夫，这多好？”
那时候顾守义似懂非懂，只觉得父亲的话像酒坊里的蒸汽，飘在空气里，暖乎乎的，却抓不住。直到十八岁那年，父亲病倒了，临终前把他叫到床边，递给他一枚铜印和一叠粗纸，气息微弱地说：“守义，酒坊……就交给你了。记住，酒是良心活，封坛的纸，得用咱自家的粗纸，盖咱自家的印。将来不管酒坊变得多大，不管出了啥新东西，这印，不能丢。”
父亲走后，顾守义接了酒坊，这一守就是二十多年。这些年里，酒坊变了不少：瓦房换成了青砖大瓦房，老井旁添了抽水泵，连酿酒的曲子，都换成了供销社送来的新配方。只有封坛的纸，他一直没换，还是用父亲传下来的方法，自己在磨坊里裁纸、盖印，每一张纸，每一枚印，都跟当年父亲做的一模一样。
“师傅，您发啥愣呢？”小柱子的声音把顾守义拉回现实，“掌柜的刚才派人来问，说这批新酒明天就要装坛，让咱赶紧把封坛的东西准备好。您看，是用新油纸，还是……”
小柱子的话没说完，却知道答案。这些年，镇上的酒坊早就都用起了油纸，只有老顾家酒坊，还在用那又厚又糙的粗纸。有次供销社的人来推销油纸，说能省不少功夫，顾守义只是笑着摇头：“多谢了，我还是用我的粗纸。”
顾守义把手里的油纸递给小柱子，转身走向磨坊：“油纸先放着吧，明天封坛，还用粗纸。”
小柱子接过油纸，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师傅，可掌柜的……”
“掌柜的那边我去说。”顾守义推开门，走进磨坊。磨坊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麦麸香，墙角堆着一摞摞粗纸，都是他前阵子刚从乡下老农家里收来的。他走到桌边，拿起那枚铜印，印身已经被磨得发亮，边缘的棱角也变得圆润。他蘸了点朱砂，将一张粗纸铺在桌上，手腕悬起，像父亲当年那样，顿了两秒，然后轻轻落下。
“啪”的一声，朱红的印落在纸上，“顾家老烧”四个字清晰可见。顾守义看着那枚印，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他想起父亲当年盖印时的模样，想起自己第一次学盖印时，把印泥蹭得满手都是，父亲笑着帮他擦手，说“慢慢来，不急”；想起有年冬天，酒坊里的粗纸用完了，父亲冒着大雪，走了二十多里路，从乡下老农家里换回一摞粗纸，回来时鞋子都冻成了冰坨……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给酒坊镀上了一层金光。新酿的酒已经装进了坛里，一排排整齐地摆在晒谷场上，等着封坛。顾守义拿着盖好印的粗纸，站在坛边，小柱子跟在他身后，手里捧着浆糊。
“师傅，我来吧。”小柱子伸手想接粗纸，却被顾守义拦住了。
“我自己来。”顾守义拿起一张粗纸，仔细地铺在坛口，然后用手指沿着坛沿，一点一点地把纸抚平，再蘸上浆糊，将纸的边缘粘牢。他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阳光照在他的手上，能看到皮肤下凸起的青筋，那是常年酿酒、盖印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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