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佟佳府的事情暂时平静以后，好像朝堂上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隆科多暗自安插亲信的小动作还在继续。
而此时，在台湾正在发生一件足以影响康熙最后两年所有思路的事情。
在台湾的凤山县罗汉门生活着一个养鸭子为生的人，叫做朱一贵，此人有个外号叫做鸭母王，因为传说他只要拿着一根杆子，就能让鸭群听他使唤。朱一贵豪爽好客，结交了当地不少有志之士。
且说清朝收复台湾以后，对台湾的管理却并不严谨。清朝将台湾归于福建省管理，但是台湾相对于大陆而言就是个孤岛，因此很多官员都把台湾认为“是瘴疠之地”、“仕途畏途”，多不愿赴任或被贬谪至此。
正因如此，加上台湾距离京城的距离远，台湾当地的官员贪污成风——“我都到这里做官了还不能爽爽吗？”——台湾知府王珍就是贪污头子，他为了敛财，在台湾推行已经被康熙废除的人头税，还巧立名目整出了“船税”（造船要收税），“水丁钱”（出海要收税）等，实际上这些税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朝廷，而是落入了王珍王大人的口袋。
王珍不只是压榨台湾民众，就连驻扎在台湾的士兵他也没有放过，他和台湾总兵欧阳凯，副将许云相互勾结，换着花样克扣士兵军饷，这导致士兵生活困苦，纪律涣散，变成了标准的兵痞。
不仅是王珍等高层官员如此，底层的官吏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纷纷学习王珍的行为，对百姓敲诈勒索。
不仅官员腐败，清朝的官方对台湾的管理本身也埋下了雷：
1.清廷对台湾移民采取限制政策（如渡台禁令、携眷禁令），简单来说就是移民台湾很困难，并且不许带家眷，只准男人一个人过去。这导致台湾社会男多女少、结构失衡，流民问题严重。
2.官府在处理闽南籍（漳州、泉州）与粤东籍（客家）移民间的械斗冲突时，常偏袒一方或处置不公，加剧矛盾。因为官方认为客家人不算汉人，尽管清朝是满人的王朝，但是除了满人因为规则偏袒以外，汉人由于压倒性的人口优势，地位仍然低不了，很多官员一边压榨百姓，一边也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涉及客家人的矛盾，那就是处置客家人，汉人不论有理没理，绝对没事！
这些都是很多年的事情了，而最后的导火索还是在康熙60年本年。年初时，台湾发生了大旱灾，但王珍为了继续敛财，根本没有派人赈灾，相反，王珍觉得旱灾来了要死很多人，他就没有那么多人头税可以收了，于是王珍下令：“不管死多少人，人头税一个子都不能少！”此令一出，台湾百姓怨声载道。
开春以后，王珍要返回大陆述职，通常来说，官员述职都要有个代理官员上位暂时管理，此时的台湾百姓就等着上来个靠谱点的官赈灾呢——结果王珍直接下令让他儿子来代理！
王珍之子和王珍学了一身贪污腐败的本领，继续鱼肉百姓。王珍在一座山种了一片竹林，这些竹子种出来就是为了制作一些竹器供王家人玩乐。而王珍之子却发现有百姓居然敢砍伐他家里的竹子用来制造竹筏，想捕鱼为生？这还了得！
王珍之子立马带着官兵冲进了竹林：“你们这些刁民，竟然敢偷我家的竹子，知不知道我爹是谁？我爹就是台湾知府王珍！你们竟然敢偷知府家的东西，是不是想谋反啊？”王珍之子手一挥，一群官兵就冲了上去抓捕百姓。
百姓们哪肯束手就擒，双方顿时扭打在一起。混乱之中，有百姓大声喊道：“我们不过是为了活命，砍几根竹子，他们就要把我们往死里整，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这话一出，众人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但百姓终究是打不过人多势众的官兵。王珍之子将这些百姓抓起来，又挨个挨个带人去他们家里勒索钱财，声称这些百姓参与谋反，必须要给很多钱，他才会释放他们。
而王珍之子带人勒索，很快也勒索到了朱一贵家附近。
这一天，朱一贵放鸭子结束，正带着鸭群回家，就看见王珍之子带着一群官兵冲到了他隔壁邻居家，王珍之子张口就说：“你们家有人参与谋反，识相的就赶紧把银子交出来，否则就把你们全家都抓去大牢！”邻居一家吓得瑟瑟发抖，苦苦哀求。朱一贵本就对这些官员的腐败行径极为不满，此时见邻居遭此大难，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他将手中的杆子一扔，大踏步走上前去，大声喝道：“住手！不过是砍了几根竹子，何罪之有？你们如此欺压百姓，还有王法吗？”
王珍之子轻蔑地看了朱一贵一眼，“哟，哪来的鸭母王，也敢管本大爷的闲事？来人，把他也给我抓起来！”官兵们一拥而上，朱一贵平日里结交的有志之士也纷纷围拢过来，与官兵对峙。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冲突眼看就要爆发。而这小小的冲突，就像一颗火星，即将点燃台湾那压抑已久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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