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室里安静了下来。
陈永福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等、看、拖、告，每一步都像是深思熟虑过的，每一步都像是在棋盘上落子。
林志强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嘴笨说不上来。
李国良一直没有说话。
这个人是陈永福的副手，五十出头，瘦得像根竹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账房先生。
他在华人公会里干了二十年，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红过脸，开会时永远坐在角落，不争不抢。
很多人都以为他只是陈永福的影子，一个会点头的应声虫。
但今天，他开口了。
“陈先生，您说的都对。”
李国良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石板上刻字，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等，看，拖，告，这四个字，我们用了十几年。”
“华校从一千二百所关到不到八百所，华人公务员配额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四，华人区的治安一年比一年差。”
“我们等出了什么？看出了什么？拖出了什么？告出了什么？”
茶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陈永福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杯子，看着李国良。
那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你终于说话了”的平静。
李国良没有看陈永福，他看着桌上那壶铁观音，热气还在袅袅地升着，但已经没有刚泡出来时那么浓了。
“陈先生，您说的‘本地人离不开我们’，这话没错，大马的经济，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华人在撑。”
“锡矿、橡胶、棕榈油、银行、进出口贸易，哪一样离了华人都转不动。”
“法兹尔心里清楚，拉扎克心里也清楚。”
他顿了一下，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地擦着。
“但是，陈先生，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法兹尔清楚，拉扎克也清楚，但他们为什么还要关华校？为什么还要砍公务员配额？为什么还要纵容底下的人去华人区闹事？”
他把眼镜戴上，看着陈永福。
“因为他们算过一笔账，华人的钱，可以慢慢抢，华人的学校，可以慢慢关，华人的地位，可以慢慢压。”
“只要不把华人逼到绝路上，不逼得华人拿起枪，他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把华人从大马的经济版图上抹掉。”
他的声音依然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刀子。
“十年不行，就二十年，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
“等华人的孩子不会说华语了，等华人的商会没有人接班了，等华人的钱被他们用政策一点一点吸干了，到时候，华人还拿什么跟他们谈？”
茶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样，所有人都觉得胸口发闷。
林志强攥紧了拳头，对！就是这样，简直说到他的心坎里了，指甲掐进掌心里，生疼。
张明发低下了头，不敢看任何人。
黄文兴端起茶杯，又放下，再端起，再放下，茶水洒了一桌。
陈永福没有说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两下，三下。
李国良继续道。
“陈先生，您说不要先动手，但不能被打不还手，这话对。”
“但您想过没有，什么叫还手？您说的还手，是告到国际法庭去，是让律师去跟他们打官司？”
“但是，这不是还手，是求人，求国际法庭替我们做主？国际法庭是谁开的？是那些白人。”
“那些白人当年在大马的时候，把我们华人当什么？”
“是当苦力，当劳工，当会走路的工具，他们会在乎华人的学校关不关？”
他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起伏，不是愤怒，是悲哀。
“我们大马的华人，跟爪瓦的华人不一样，爪瓦的华人，是胡振邦带着人打出来的。”
“鬼子在的时候，他们跟鬼子打，鬼子走了，他们跟本地人谈。”
“谈不拢，可以打，打完了，再谈，是，他们是没打。”
“但他们手里有枪，这就是底气，所以根本不用谈，爪瓦本地人求着他们，才有了今天爪瓦华人的地位。”
他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大马的华人呢？我们没有打过，因为我们没有胡振邦，因为我们没有枪。”
“我们有什么？有钱，但钱是什么？钱是纸，纸在枪面前，连屁都不是。”
林志强的眼眶红了，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李国良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口上。
“陈先生，”
李国良的声音又恢复了那种平淡的调子，像是在念一份报告。
“我跟了您二十年，您对华人的感情，我不怀疑，您做的事，我一件一件看在眼里。”
“但今天，我要说一句不中听的话。”
他看着陈永福的眼睛。
“您的那个‘活下去等天亮’，是等不来天亮的。”
“因为等到最后，天会不会亮，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他们。”
“他们想让我们死，我们就活不到天亮，这是政治，政治的规则，不是‘谁有道理谁赢’，是‘谁手里有枪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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