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真正懂工程、善协调的人才，凤毛麟角。
“江南制造总局”的建设屡屡受阻。
李春芳呕心沥血，图纸、工艺、甚至关键部件的原型都有了，但一到具体建造、安装、调试，问题百出。
负责现场督办的，是一位科甲出身的工部员外郎，谈经论史头头是道，但对“蒸汽压力”、“传动比”、“金属疲劳”等概念一无所知，与工匠沟通如鸡同鸭讲。
他习惯性地用管理河工、督办皇木的那套方式来管理近代化工坊建设，结果是指挥失调，工期延误，物料浪费惊人。
“镇江纺织总厂”的规划遭遇尴尬。
常乐从松江、苏州高薪聘来的几位“织造高手”，在规划大型集中化工场、标准化流程、以及评估新式纺机时，与总督府派去的文案书吏争执不断。
书吏坚持一切要“依例”、“合格式”，要求将生产流程写成充满四六骈文的官样文章；而工匠们用俚语和行话描述的技巧与问题，书吏既听不懂，也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拒绝如实记录上报。
双方互相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更多的问题，渗透在各个环节：负责特区公共卫生规划的人，完全不懂疫病防治与排污系统的关系；管理新兴市舶仓库的官员，沿用旧式漕粮仓库的簿记法，导致货物流转效率低下、错漏频出；甚至是在推广新式农具、辅导流民安置点耕种时，那些满口“仁政爱民”的县学教谕，其指导还不如一个老农实在……
陈恪清醒地认识到，他之前所有的布局——开海、强军、整饬财政、瓦解土地经济、构建工业特区——都只是搭建了一个新的舞台和骨架。
而要让这个新体系真正运转起来，产生超越旧体系的活力与效益，需要与之匹配的“血液”与“神经”。
这血液与神经，就是具备新知识、新技能、新管理思维的专业人才。
然而，大明现行的人才选拔与供给体系，与他的需求南辕北辙。
科举，这座巍峨矗立了千年的金字塔，是帝国人才流通几乎唯一的正途。
它精致、严密、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
千万读书人皓首穷经，钻研四书五经朱子集注，练习制艺八股，将所有的智慧与精力，都耗费在如何用华丽的辞藻、严谨的格式，阐述千年不变的圣贤微言大义上。
他们学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忠孝节义的纲常，是诗赋策论的华彩。
至于山川地理、财政度支、工程营造、百工技艺、乃至番邦语言、海外舆情……这些在科举考官眼中，是“杂学”、“末技”，甚至“奇技淫巧”，轻则影响“正学”，重则被视为心术不正。
通过这座独木桥的幸运儿，成为官员，被派往四方。
他们或许品德高尚，或许文章锦绣，但让他们去管理一个需要理解蒸汽原理的工厂，去统筹涉及复杂物流的港口，去设计一套防病防疫的市政系统，去与佛郎机商人谈判技术引进条款……无异于让熟读《孙子兵法》的翰林去驾驶一艘装备了火炮的帆船，其结果只能是搁浅或撞礁。
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科举不仅仅是一种选拔制度，它更是与土地、宗法、乡绅统治深度捆绑的核心利益闭环。
一个家族，通过土地积累财富，再用财富供养子弟读书，子弟科举成功，获得功名官职，功名官职带来免税免役的特权、社会地位的飙升、以及更便利的土地兼并和政治保护，从而积累更多财富，供养更多子弟读书……如此循环，生生不息。
读书人，在这个闭环中，既是产品，也是维护者。
他们是地方士绅的子弟、姻亲、师长、门生。
他们掌握了知识的话语权，也就掌握了舆论的喉舌。
乡间的社学、县里的儒学、府州的书院，乃至私塾，教育的核心内容与最终指向，都是科举。
知识被垄断，上升通道被格式化，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被强行引导并禁锢在维护这一套旧秩序的方向上。
陈恪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与异数。
他穿越而来，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和机巧，在科举中脱颖而出。但即便强如他，若非早年际遇神奇，得遇周夫子启蒙，后又得怀远侯府间接的庇护与资源，毕竟常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隐性支持。
一个金华乡的放牛娃，想要冲破重重壁垒直达庙堂，其艰难可想而知。
他的成功，不可复制，也恰恰反衬出这套体系对底层天才的压抑与对多元人才的扼杀。
之前的新政，无论是清丈田亩，还是官督商办，亦或是调控粮价，主要触动的是士绅的经济利益。
虽然也引发反弹，但总有一部分嗅觉灵敏或善于变通的士绅，能在新格局中找到位置，甚至转化风险为机遇。
朝堂上的高官，其核心利益，即政治权力、地位、以及通过门生故吏维系的关系网，并未被直接冲击，因此反应虽有，但终究有限，不乏暗中观望甚至分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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