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纯粹是出于无奈的技术性补救，与煌煌科举、与圣贤之道的根本，毫无关联。
这姿态必须做得足，做得自然。陈恪深谙此道。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以何种形式、何种名目，从民间招募所需之人。
一个模式早已在他心中盘旋——技术学院，或者说，技校。
在这个时代，工匠技术的传承，几乎完全依赖于“代代相传”与“师徒相授”的封闭模式。
士农工商，工虽排在农之后，但从个体抗风险能力而言，掌握一技之长的工匠，往往比“看天吃饭”、束缚于土地的农民更具韧性。
农之在前，更多是宏观治国层面“以农为本”的体现，具体到一家一户，遇上天灾人祸，有手艺的工匠家庭，存活几率通常高于纯粹的佃户或自耕农。
然而，工匠群体规模始终有限，未能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关键瓶颈便在于这种代代相传模式固有的排外性与封闭性。
核心技术被视为家族或师门秘技，绝不外传。
非亲非故、无引荐无机缘者，想要窥得门径，难如登天。
这不仅限制了技术本身的传播与革新，更将无数具备潜在天赋的普通农家子弟、市井少年，永久地隔绝在“学得一技以立身”的门墙之外，只能被牢牢锁在田地里，或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作。
这种垄断，并非古代独有，即便在陈恪所来的后世，许多高端或独特技艺，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封闭性，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始终稀缺。
陈恪要做的，便是打破这层坚冰，让技艺的“活水”开始流通。
让那些被排除在土地继承序列之外、又无门路投入师门的农家次子、市井伶俐少年，有一条可见的路径，去学习一门足以安身立命的手艺。
说起来，此事看似挑战千年积习，但在陈恪当前手握的资源与形势下，操作起来，反而不如触动科举那般凶险复杂。
因为，他手中恰好掌握着撬动此局的关键杠杆——师父，或者说，技术源头。
经过多年经营，尤其是在上海时期的积累与“东南军器局”的整合，陈恪麾下已经汇聚了一批大明顶尖的工匠。
他们中，有精于钢铁冶炼、火药配比、火器制造的军匠世家传人；有擅长船舶设计、大型器械营造的能工巧匠；也有对纺织机械、印染工艺、陶瓷烧制有独到见解的大匠。
这些工匠，或许不敢说包罗了大明所有行业的顶尖技术，但在陈恪重点关注的军工、重工、纺织等领域，其技艺水平无疑是站在前沿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新政带来的实际利益与地位提升，对其有着较高的忠诚度与服从性。
师父是现成的，且愿意听从调遣。
那么，问题的核心，便落在了学生的来源与培养模式上。
陈恪没有犹豫，很快便以总督府名义，签发了一道新的告示。
告示的行文，刻意摒弃了任何可能引发“兴学”联想的宏大词汇，语气平实，甚至略带几分市井招工的直白：
“钦命总督东南五省军政事务衙门示：为应江宁工业特区及各新兴工场、路工之需，急需通晓各式技艺之实务匠作人才。现于南直隶境内，创设‘江宁工业技术学院’一所。凡南直隶籍贯，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身家清白，无不良迹犯，有志于学习实业技艺者，无论士农工商子弟，皆可赴所在州府衙门工房或指定报名点呈报籍贯、年貌、保结，申请入院肆习。
“本院暂设下列诸科，学徒可依其志趣禀赋，择一投考：
一、 机巧营造科
二、 冶锻精工科
三、 织染纺缮科
四、 土木测算科
五、 百工杂艺科
“学制初定一年。院内供给宿食，并按月发给膏火津贴。肆业期间，需严守院规，勤勉向学。每季由总督府委官及院内匠师共同考核，分等记录。一年期满，经总考合格者，由总督府颁给凭照，可优先荐入江宁工业特区及各官督商办工场、路工管带所等处充任匠目、工头、管事等职，或由总督府资遣，助其自行开业。其学行特优者，另有擢用。
“此乃为兴实业、育专才之务实举措，与科举取士无涉。有志者速往报名，额满即止。详章可见各地张贴之全文。”
这道告示，以最快的速度，覆盖了南直隶十四府四州的所有州县。
它被张贴在城门口、集市旁、码头边，与之前的“招募路工”、“官督商办招标”等告示并列，仿佛只是总督府推出的又一项“务实举措”。
告示引起的反响，复杂而微妙，与之前几次截然不同。
在朝堂与地方高层的文官圈子里，对此事的关注度甚至低于之前的“实务讲习所”。
毕竟，招募和培训胥吏，多少还沾着“吏治”的边。
而这“工业技术学院”，明明白白写着“与科举取士无涉”，培养的是“匠作人才”，将来出路是“匠目、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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