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耸的烟囱开始冒出生涩的灰烟，那是“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的冶炼工坊和试运行中的蒸汽机在吞吐能量。
宽阔的厂房内，初步安装好的水力锻锤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巨响，工匠们在李春芳等技术官员的指导下，尝试用标准化模具生产第一批制式工具和机器零件。
毗邻的“镇江纺织总厂”区域，虽然大型蒸汽动力纺机还在调试，但改良后的水力纺纱机和织机已开始轰鸣，出产的棉纱和坯布，无论在均匀度还是生产效率上，都已让从松江、苏州高薪聘来的老师傅啧啧称奇。
更令人瞩目的是港区。
深水码头已经建成，可同时停泊多艘大海船。
来自上海、宁波的熟练港口吏员被调来，管理着井然有序的装卸作业。
原料——南洋的优质木材、暹罗的生胶、爪哇的硫磺、乃至从福建江西运来的矿石、煤块——被源源不断地卸下，送入不同的工坊区。
而成品——初步处理过的铁料、标准件、工具、棉布、以及特区其他配套工坊生产的陶瓷、日用铁器、甚至一些简单的机械模型——则被打包装箱，等待运往各地。
最关键的一环，也就是销路，却完全不是问题。
陈恪早已通过徐渭掌控的东南市舶总署，构建了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
特区生产的产品，尚未下线，便已有了一半的“买家”。
一部分品质最佳的，如优质工具钢、标准螺栓、精密齿轮、特定规格的棉布，被指定为“新军专供”或“官用物资”，由总督府直接采购，用于装备新军、赏赐勋贵、或作为官营工程的指定物料。
这确保了最前沿产品的初期市场和研发动力。
另一部分，则通过市舶总署的渠道，纳入与佛郎机、英吉利、阿拉伯乃至南洋本地土王的贸易合同之中。
大明产的优质铁器、廉价但结实的棉布、精美的瓷器，在海外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番商拿着真金白银或大明急需的物资前来，往往需要等待排期。
这种“卖方市场”的优势，使得特区工坊几乎无需担心库存积压。
他们只需要按照订单要求的规格、数量、工期，玩命的生产。
产能，就是利润。
而利润，可想而知。
即便陈恪坚持“官督商办合同中商得大头的原则，并且严格要求工场保障工人待遇、投入技术改造，但巨大的产量和几乎无风险的销路，仍然让最早一批敢于吃螃蟹的承包商赚得盆满钵满。
松江周家、沈家，宁波的海商集团，以及少数几个眼光独到、果断转型的地方士绅家族，其投资在短短一两年内便开始获得惊人回报。
他们的工场日夜不停，银库日益充盈，家族子弟开始以新的“实业家”而非单纯“田舍翁”的身份活跃于东南商界，甚至能通过总督府的渠道，接触到以往难以想象的层面。
这种实实在在、肉眼可见的财富效应，比任何政令说教都更具说服力。
未能挤上“官督商办”头班车、或当初犹豫观望、甚至暗中抵制的其他士绅、豪商，此刻的心情只能用“眼红”来形容。
他们亲眼见到，昔日或许不如自己显赫的邻县某家，因为参股了一家纺织厂，如今车马煊赫，频频出入总督府相关衙门。
看到原本只是中等海商的人家，因承办了特区码头部分仓储，如今俨然成为物流一方诸侯。
更看到那些原本被他们鄙夷的匠户头子，因为技术出众被聘为总监工，不仅坐领高薪，甚至在特区规划会议上能与官员同席议事……
嫉妒、懊悔、焦虑，在茶会、诗社、乃至密室里发酵。
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和手中的田契。
土地固然稳妥，但收益的增长肉眼可见地遇到了瓶颈，甚至因劳动力流失和粮价受控而面临压力。
而另一边，机器轰鸣的工场、帆樯如林的港口、以及背后那套看似复杂却利润惊人的“实业—贸易”循环，正散发出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于是，悄然间，风向进一步转变。越来越多的士绅家族开始放下身段，动用各种关系，探寻门路。
他们不再公开非议新政，转而称赞“靖海侯深谋远虑，实业兴国”；他们派遣家族中精明子弟前往上海、杭州、乃至江宁特区“游学考察”，学习“新法”。
他们主动与那些“发了新财”的家族联姻、结交，试图融入新的利益网络。
他们更备下厚礼，千方百计想与总督府中哪怕一个低阶吏员搭上话，探听下一轮“官督商办”或特区扩展的招标风声，祈求下次机会降临是，自己绝不会再错过。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
当陈恪用强大的权力、先进的技术雏形、畅通的贸易渠道，共同构建起一个高回报的新利基时，无需强制，旧有的资本和资源便会争先恐后地向这个新中心汇聚，并在这个过程中，被无形地改造，成为推动这架新机器前进的动力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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