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战局确实不利，或者预料到死守会付出惨重代价，那么就要“审时度势”，在“事不可为”时，做出“保存实力”的“明智”选择。
这个选择，在外人看来，或许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或友军溃败、或战术需要等“正当理由”下的“不得已”后撤，而非畏敌怯战。
简而言之，就是既要表演忠诚，又要避免真的流太多血，尤其是流自己人的血。
在朝廷和陈恪之间，督帅不想把宝全押在任何一边，他要留有余地。
想到这里，李魁和赵雄背后都沁出了一层细汗。
这差事，比真刀真枪和俞大猷拼命，也轻松不了多少。
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掌握，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王忬将两人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知道他们已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至少明白了大意。
他不再多言，只是又深深看了他们一眼，那眼神中有关切，有托付，更有一丝沉重的无奈。
“去吧。一路小心。天津之事……你们，见机行事。”王忬最后摆了摆手，语气恢复了平淡，仿佛只是寻常的出征叮嘱。
“末将……明白！”李魁和赵雄深吸一口气，郑重抱拳，不再多问，转身大步离去。
他们知道，督帅把最艰难的判断，交给了他们。
望着两人消失在门外的背影，王忬缓缓走回座位，颓然坐下。
书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寂静得能听到自己有些沉重的心跳。
他何尝想如此？他何尝愿意在垂暮之年，还要行此等首鼠两端之事？
只是，时势逼人，由不得他不做最坏的打算，下最险的棋。
他快退休了，高官厚禄，勋爵荣耀，于他而言已到顶点，再难更进一步。
朝廷的褒奖、叙功，对他来说，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他更需要的是平安落地，是家族绵延。
如果此番他全力阻敌，协助天津守军，甚至重创俞家水师，对朝廷自然是大功一件，张居正和太后可能会不吝赏赐，甚至在他致仕时给予极尽哀荣。
但这功劳，真的值得吗？
为了这份功劳，他要赌上自己经营多年的蓟镇精锐，要与陈恪、俞大猷这等人物结下死仇。
万一，他是说万一，这场席卷天下的“靖难”之战，最后的赢家是陈恪呢？
这个念头，让王忬不寒而栗。
他不是凭空臆想。
他见识过陈恪用兵，那是在通州。
陈恪的排兵布阵，未必就比戚继光、俞大猷更加精妙绝伦，但那个人身上有一种特质，让王忬印象深刻，乃至心生忌惮——言必行，行必果。
陈恪决定要做的事，似乎就没有做不成的。
他敢以文官之身练新军、开海疆、平南洋；敢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功高震主、该急流勇退时，反而更进一步，将东南五省经营得铁桶一般；如今，更敢在天下人都以为他只能坐困东南时，悍然打出“靖难”旗号，水陆并进，直指京畿！
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却总能赢在最关键的那个节点上。
他的眼光、他的魄力、他整合资源的能力、他麾下军队的战斗力，还有那份近乎偏执的、一定要达成目标的可怕意志……这些都让王忬觉得，陈恪成功的可能性，绝非零。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王忬内心隐晦地觉得，陈恪所代表的那个充满活力、开拓进取的东南，或许比眼下这个被权谋、党争和僵硬礼法束缚的朝廷，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未来。
当然，这话他打死也不会对任何人说。
正因为有此考量，王忬才绝不能把路走绝。
如果他今天为了向朝廷表忠心，下令李魁、赵雄死战不退，哪怕只是象征性地“力战而溃”，只要造成了双方士卒的大量死伤，就等于在陈恪那边挂上了号。
将来若陈恪真的赢了，清算“冥顽不灵、助纣为虐”的前朝顽固派时，他王忬和蓟镇系将领，能逃得掉？
陈恪或许会念在当年通州合作的香火情分上，对他有所宽宥，但若手上沾了东南将士的血的将领们，那就难说了。
反之，如果他今天暗通款曲，直接放俞家水师登陆，那更是自寻死路。
且不说朝廷的耳目和军法，就是他自己心里那关也过不去，那等于彻底背叛了他服务一生的朝廷和心中的道统，非但他自己无法接受，家族也将永远背负叛贼的骂名。
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这条看似中庸、实则凶险的钢丝——明面上，尽忠职守，调兵遣将，驰援天津，做足姿态，让朝廷，让张居正，让天下人都看到，他王忬在关键时刻是靠得住的封疆大吏，没有因为可能的政治风险而退缩。
暗地里，则授意心腹，控制战事强度，避免与敌死拼，在“适当”的时候，以“合理”的理由，保存主力。
这样一来，朝廷方面，他有了“驰援”、“力战”的功劳苦劳，虽然可能“力有不逮”，但态度无可指摘。
而在陈恪那边，他则无形中“行了个方便”，没有拼命阻挡，让俞家水师的登陆行动少了最大的陆上阻力，这份人情，陈恪将来若成功，必须得认。
这就叫两头下注，左右逢源。
虽然刀尖跳舞，但已是王忬能想到的，在如此绝境中，唯一可行的策略。
老狐狸……
王忬在心底自嘲地笑了笑。
他一生谨慎，力求清白，临到老了，终究还是被卷入了这泼天的大祸之中，不得不使出了这最为世故圆滑的手段。
至于李魁和赵雄能否领会并执行好，就看他们的造化和机变了。
王忬相信他们的能力，也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忠诚。
剩下的，就看天意，看天津的战局，看陈恪和朝廷，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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