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的夏天，阳光洒在大地上，微风吹过中街，带来了熙熙攘攘的热闹声。这股风仿佛也吹进了我紧握着铅笔的手心，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和活力。
又到了给远在哈尔滨的姑姑写信的时候，我坐在桌前，心中充满了期待。妈妈则坐在炕沿上，一边捻着衣角，一边口述着要告诉姑姑的事情。
妈妈首先提到了家里新收的半筐土豆，那是邻居送来的礼物。她详细地描述了土豆的大小、形状和颜色，仿佛姑姑能透过信纸看到这些新鲜的土豆一样。接着，妈妈高兴地说四弟已经能够扶着炕沿慢慢地挪动脚步了，这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可是个不小的进步。
最后，妈妈总是不会忘记加上一句：“别惦记，粮票还够吃。”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妈妈对姑姑的关心和安慰。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粮票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物资，妈妈用这句话告诉姑姑，家里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还能维持下去，让姑姑不要为家里担心。
我像一只慵懒的小猫一样，趴在那张略显陈旧的木桌上，全神贯注地写着字。然而，不知为何，那个“惦”字的竖心旁却总是被我写成单人旁，仿佛这个字有着自己的想法，故意与我作对一般。
正当我为此感到有些懊恼时，爸爸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他那满是老茧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纸张上，准确无误地点在了那个写错的地方。他的声音低沉而温和，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心里记挂着人才是惦，你姑那是把心搁咱这儿了。”
爸爸的文化程度其实并不高，但他对于文字的理解却有着独特的见解。每当遇到那些他拿不准的字时，他并不会轻易放过，而是会催促我赶紧翻开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新华字典》，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姑姑总是会定期寄来全国粮票，那是一种淡紫色的票券，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大字。每次收到这些粮票，妈妈都会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将它们包好，然后藏在梳头匣的最底层。
妈妈对这些粮票格外珍视，她常说这些票是“救命的票”。因为有了这些粮票，我们就可以用它们去换取细粮，比如大米和白面。而且，还能换一些豆油回来，妈妈会把豆油拌在玉米糊糊里，那味道简直香得让人陶醉。
每当妈妈做好玉米糊糊，我们兄弟四个就会迫不及待地围坐在餐桌旁，眼巴巴地盯着那碗糊糊。一旦妈妈把糊糊端上桌，我们就会像饿狼一样，争先恐后地去刮碗，生怕自己少吃一口。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前阵子，姑姑突然来信说她想要辞去粮站的工作，回到沈阳去。这个消息让妈妈有些吃惊，她在夜里对着我叹气，似乎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妈妈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对我说：“孩子，你在给姑姑的信里，多写一句‘哪的黄土不埋人’吧。”我不太理解妈妈的意思，疑惑地看着她。
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解释道：“粮站的工作虽然辛苦，但那可是个金饭碗啊！现在找工作不容易，能有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姑姑在那里也生活了这么久，对那里的人和事都熟悉了。故土难离，这我知道，可是人活着，能有个安稳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妈妈的话让我若有所思，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她的意思。妈妈接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管在哪里，只要能好好地活下去，都是一样的踏实。”
我看着妈妈，突然觉得她好伟大。她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却有着如此豁达的人生观。我决定按照妈妈的要求，在给姑姑的信里加上那句话，希望姑姑能够明白妈妈的苦心，也希望她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能过得幸福。
星期六那天，接到姑姑的来信，说她非常想念我们，希望能得到一张我们全家的照片，以解她的思念之情。于是，我们一家人决定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去拍摄一张全家福。
第二天，爸爸早早地起床，把自己打扮得精神焕发。他小心翼翼地抱起刚满半岁的四弟，小家伙还在睡梦中，粉嘟嘟的小脸蛋可爱极了。妈妈则细心地给二弟三弟穿戴整齐，然后牵着他们的小手，准备出门。
我兴奋地走在最前头，像个小探险家一样，为大家开路。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阳光洒在我们身上，仿佛给我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
中街挤得水泄不通，刚到街口就被警察拦住——说是缅甸总理吴奈温要路过，周总理陪着。我钻在大人腿缝里往前凑，看见八辆摩托车开道，敞篷车上的周总理挥着手，风把他的衣角吹得飘起来，人群的欢呼声裹着阳光，暖得我鼻尖冒汗。
等戒严撤了，到“生生照相馆”时队已经排得老长。一个小时后才轮到我们。摄影师举着哗铃棒逗四弟，叮铃铃的声响里，四弟突然嘎嘎笑出声，眼睛弯成了月牙。我故意绷着脸鼓着腮，想着等照片洗出来，就我最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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