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五月，整座沈阳城都浸在槐花的甜香里，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却背着打了三层补丁的行李背包，拎着搪瓷脸盆与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牙缸，踏上了去往郊区农村的路，参加一年一度的插秧大会战。
晨光里，红旗招展，口号声震得路边树叶沙沙作响。我攥紧背包带，和张禹、肖明挤在队伍里，只觉浑身热血发烫，仿佛要去完成一件天大的事。
队伍走得慢，待日头爬上天顶，每个人额角都挂着汗珠。我们在田埂边的老槐树下歇脚，纷纷掏出自带的干粮——黄澄澄的窝窝头，配着玻璃罐里腌得发黑的萝卜干，是那时最寻常的滋味。
我啃了两口窝窝头，干得刺嗓子，渴意像火一样烧到喉咙。“走，找老乡讨点水喝！”张禹拍了拍我的肩，肖明也跟着点头，我们三个悄悄脱离队伍，往不远处的土坯房走去。
院里的大娘满脸皱纹，听明来意便笑着摆手：“屋里有水缸，缸上有水瓢，自个儿舀！”我急着解渴，拔腿就往屋里冲。
屋里没开灯，黑黢黢的，只隐约见灶台边立着两个大水缸，缸沿上果然搭着个水瓢。我一把抄起瓢，伸进最近的缸里舀满水，仰头就灌——水带着股说不清的酸味，还有点发馊的怪味，可渴劲上来了，哪里顾得上这些。
直到端着水瓢走出屋，阳光落在水里，我才愣了神：那水哪里是清的，分明白花花的，像掺了奶浆似的浑浊。
身后的张禹和肖明凑过来，看清瓢里的东西，瞬间爆发出震天的笑：“庆柏！你喝泔水啦！”我手里的瓢“哐当”砸在地上，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才明白老乡家的缸，一个装泔水喂猪，一个才是清水。
那天下午，“庆柏喝泔水”的笑话跟着队伍走了一路，我在路边打快板给拉练队伍加油时，总听见有人低声议论“喝泔水的就是他，那是给猪喝的，他抢着喝了，哈哈！”，我听后，臊得耳朵都红了。倒是张禹偷偷塞给我一块水果糖，小声安慰：“含块糖，去去馊味，没事，谁还没犯过迷糊。”
插秧大会战开始那天，天刚蒙蒙亮，田里就闹开了。有人在秧苗地里“挫秧”，把带泥的秧苗簇放进土篮；有人挑秧，扁担两头挂着土篮，在没踝的泥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剩下的人弯腰插秧，分秧、插苗的动作重复一整天，直腰时腰杆都能发出“咯吱”的响声。
我和张禹被分到挑秧组。负责挫秧的同学总犯难：挫多了怕我们挑不动，挫少了又嫌往返白费劲。张禹每次都拍着胸脯说：“多挫点！我有劲！”他个子高、肩膀宽，挑着满满两篮秧苗在泥田里走得稳稳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也只随手用袖子抹一把。
我就差远了，个子矮，扁担绳太长，即便把腰挺得笔直，土篮还是蹭着地。张禹看我费劲，就帮我把扁担绳绕短一圈，又在我肩上垫了块他的旧毛巾：“跟着我走，踩我的脚印，别踩深了。”
收工后，我住进了老乡关哥家。关哥比我们大几岁，先前在海边渔业队干活，如今插秧农忙季节，也回了老家。他家的土炕很大，我和他挤在炕头一侧。
夜里听着窗外的蛙鸣，他给我讲海边的事——怎么在浪里扎猛子，怎么憋气三分钟摸鱼，说得我眼睛都亮了。“我也喜欢游泳，可最多只能憋一分钟。”我小声说，语气里满是羡慕。关哥笑了，侧过身教我：“你得往肚子里咽气，咽完再大吸一口，肺里存的氧气就多了。”他还神秘兮兮地补充：“要是憋不住，就喝点水，水里有氧气，能多撑会儿。”那天夜里，我悄悄把关哥当成了偶像，觉得他懂的事比课本里还多。
端午节那天，生产队要改善伙食，让我们早早收了工。食堂的大锅里炖着猪肉炖粉条，香气飘了半里地，我们排着队领饭，个个伸长了脖子。轮到我时，师傅舀了满满一勺，可我端着饭盒回到关哥家，扒拉半天也没找到一块肉——说是猪肉炖粉条，倒不如叫“猪油炖粉条”，只有粉条吸饱了油花，在饭盒里闪闪发亮。
我看着粉条，突然想起这些天关哥总把家里蒸的新苞米面窝窝头分我半个，比生产队的好吃多了。我把饭盒往他面前推了推：“关哥，我吃不完，你帮我吃点。”关哥愣了愣，低头扒了几口粉条，眼眶有点红：“这是我春节后，吃到的最好吃的菜。”
那天晚上，关哥从碗柜子里摸出个黑陶罐，打开盖子，浓郁的酱香瞬间飘了出来——是他自己做的大酱。他掰了根翠绿的大葱，蘸了点酱递到我嘴边：“尝尝，我妈教我做的，配窝头最香。”我咬了一口，葱的辛辣混着酱的咸香在嘴里炸开，那味道，竟比食堂的粉条还好吃。关哥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得露出了虎牙：“慢点吃，还有呢。”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在他的侧脸上，我忽然觉得，这田埂边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苦了。
插秧的日子一天天过，我的腰杆越来越能扛，挑秧时也不用再踩着张禹的脚印走。有天傍晚收工，我们坐在田埂上歇脚，张禹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片枫叶递给我：“今天在河边捡的，你看红得不赖。”我接过枫叶，指尖碰到他的手——糙得很，是挑秧磨出的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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