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锅大院的砖瓦房挨得紧实，李玉香家在我家左首，隔一道半人高的土墙，墙头上总爬着几株打蔫的牵牛花。她比我小一岁，眉眼生得清秀，就是性子偏静，不像院里其他姑娘那样爱扎堆打闹。那时候我还不懂，她的安静里，藏着比同龄人重得多的心事——她娘在生弟弟玉石时没挺过来，大人们都说那是“难产”，可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只当是得了治不好的重病，懵懂地知道，玉香从此没了娘。
一九六六年的风来得又急又猛，学校的铃铛再也没响过，满街都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一下子没了学堂的管束，却也没了往日的热闹。唯有工厂的烟囱依旧冒着黑烟，机器的轰鸣声从早到晚没停过。玉香的爸爸是酒厂的科长，院里人都恭敬地喊他李科长，是这烧锅大院里少有的“体面人”。每天清晨，他都会穿着一身笔挺的藏青色呢子服出门，料子摸上去直挺挺的，在满院都是粗布衣裳的人影里，那身呢子服像一道格外扎眼的光，也藏着玉香满心的骄傲。
只是那骄傲，大多时候都被生活的琐碎压着。玉香要带两岁的弟弟玉石，要做一家三口的三顿饭，天不亮就起来捅炉子、挑水，夜里还要哄玉石睡下才能缝补衣裳，很少有空闲出来和我们玩。我总爱趴在她家院墙外的老榆树下，听她在厨房里唱歌，唱《洪湖水浪打浪》，唱《烽烟滚滚唱英雄》，她的声音甜得像浸了蜜，又带着点说不清的软，顺着风飘进我耳朵里，连院里的尘土都好像温柔了几分。有时候我会故意咳嗽一声，墙那头的歌声就会顿一下，接着传来她轻轻的笑声，脆生生的，像檐角的冰棱融化。
那场雪下得猝不及防，傍晚时分还飘着细碎的雪沫子，入夜后就积了薄薄一层，踩在上面咯吱作响。烧锅大院里早早没了人影，只有各家窗缝里漏出的昏黄灯光，映着雪地里的脚印。我正趴在炕沿上翻一本卷了边的小人书，忽然听见院外传来急促的呼喊，划破了雪夜的寂静：“玉香！玉香！你爸爸喝醉了，躺在冶金机械道口的铁路边上！”
那声音像一道惊雷，我几乎是和玉香同时冲出门的。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花棉袄，头发没梳，散乱地贴在脸上，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慌乱，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疯了似的往院外的铁路边跑。紧随其后的，是玉石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太小了，跟着姐姐跑了没几步就摔在雪地里，棉鞋陷进雪里，小手冻得通红，趴在地上哇哇大哭，哭声在空荡的雪夜里格外揪心。
“玉石！”我大喊一声，几步冲过去把他抱起来，他的身子小小的，浑身冰凉，吓得一个劲儿往我怀里缩。我紧紧搂着他，拔腿就去追玉香，可她跑得太快了，棉裤的裤角在雪地里划出一道浅痕，我抱着玉石，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胸口喘得发疼，却怎么也赶不上她的脚步。
铁路边的风更大了，卷着雪沫子打在脸上，生疼。远远地，我看见玉香正蹲在铁轨旁，费力地扶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是李科长，他瘫在雪地里，嘴角挂着污秽，一身体面的呢子服沾满了雪和泥。就在这时，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传来，一辆货运列车呼啸而至，车灯像两盏巨大的灯笼，瞬间照亮了雪夜，卷起的狂风猛地吹散了玉香的头发，她的身影在光影里忽明忽暗，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死死抓着父亲的胳膊，身子绷得笔直，像一株在寒风里倔强挺立的小草。
长长的列车像一条黑色的巨龙，在铁轨上奔腾了一分多钟，轰鸣声渐渐远去，铁道边才重新恢复了寂静，只剩下风刮过铁轨的呜呜声。我抱着玉石跑过去，心还在怦怦直跳，声音都有些发颤：“玉香，好险啊……多亏跌在铁轨外头，不然……”
玉香没有理我，她俯下身，用力摇晃着李科长的肩膀，声音带着哭腔，一遍遍地喊：“爸爸！爸爸！您醒醒！”可李科长只是含糊地嘟囔着酒话，眼睛都没睁开：“我没醉……再来一盅……再来一盅……”玉香的肩膀微微颤抖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雪地里，瞬间就融成了小水洼。
直到这时，她才瞥见我怀里的玉石，那双泛红的眼睛里，忽然涌满了感激的光，声音哽咽着：“谢谢你，庆柏哥……”我摇摇头，把玉石往怀里紧了紧，看见倒在地上的自行车，车把歪了，车轮还在微微转动。我走过去把车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把玉石放进横梁上的婴儿座里，推着车，跟在玉香身后，看着她搀扶着父亲，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走。雪地里，四个人身影和一辆自行车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很长。
进了玉香家的屋门，一股混杂着酒气和污秽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刚刚生火，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那时候煤和劈柴都是稀缺物，各家各户几乎都是做饭时候才点炉子，也借光取了暖。李科长依旧昏昏沉沉，一身呢子服上沾满了呕吐物，原本笔挺的呢子皱巴巴的，没了往日的体面。“来，庆柏哥，搭把手。”玉香的声音带着疲惫，我连忙放下玉石，和她一起抬李科长——她抱头，我抱腿，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炕上，炕还是凉的，李科长哼唧了一声，又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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