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其实没有说谎，他确实一直在等援兵。这个援兵可以是曹操，也可以是其他人，只要有援即可。
倒不是说关羽就怕了黑山贼，不敢带着这些人冲阵，打出什么以一当百，以五百战十万的惊世战绩，而是没有必要。
因为那种打法本质上就是在弄险，就是胜了，跟着刘备起家的这五百兄弟，又能剩下几个。
张辽大破孙权十万人马，将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沦为世人笑柄。
却鲜有人知，孙权之败，败得是战略，败得是准备不足，败得是兵制，是战法。
首先张辽完美的执行了曹操给的战略，也就是积极的防御政策，并在吴军远道而来，尚未完全进行合围之时，率部击败吴军主力，遏制其攻势。
后据城坚守，拖到了节令已暖，加上吴军聚集在城下，没有处理好卫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瘟疫，造成了非战斗减员。
最后就是张辽创造性地运用出了骑兵突骑战术，远远区别于此前的骑射战术，打了孙权一个措手不及。
那时还没有马镫，不过却有了较为成熟的高马鞍，也是支持这种战法的。
张辽带八百精锐骑兵身披重甲，单手持戟，打了孙权部一个措手不及。
据【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记载，孙权被逼到一处高冢之上，差点就被活捉。
吴军被这种没有见过的战术打蒙了，除了持长戟以自守，竟然不能作出更多的反应。
战斗从早上打到中午，吴军以优势兵力，却不能围住张辽，任其在数万人的大军之中来去自如，对士气之打击，不可谓不重，终溃散逃亡，成就张辽之盖世威名。
孙权犯的错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改革军制，一直沿袭采用的是孙策那时使用的诸将分部领兵的制度。
这种制度也叫作部曲制，部兵的来源，一是长期作战中自己培养出来的正规军，二是属户僮仆选择的预备士兵。
由于长年征战需要倚重诸大将，孙吴并没有改变这种制度，相反，还时不时地赐诸将以兵户作为奖赏。
诸如周瑜、鲁肃、如吕蒙、徐盛、甘宁、凌统、陈武、蒋钦、贺齐等东吴诸将，都是有私人部曲的，那些来自江东各个世家，诸如陆、张等氏族的将领同理。
这些人马父死子继，可代代传承。比如周瑜或者凌统死了，他的部曲可交由孙权这个主公代管，在他们的子嗣成年之后，就会将这些人交还。
在合肥之战爆发时，诸将仍是各统其兵、分营部署。所以，当张辽率军突袭至孙权的中军时，东吴兵力仍处于分散状态。
从兵力对比上来说，并非十万对八百这么悬殊，而极有可能是八百对数千。
孙坚、孙策父子都是锐于决战、轻于犯险的猛将，这个传统也延续到孙权身上。
不管是射虎还是作战，孙权都习惯于待在一线。吴军主力到达合肥城下后，孙权的指挥位置过于靠前，处于曹军的突击范围内。
这个习惯真是帮了张辽的大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被追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了。
当然，如果孙权如同他父兄那般勇武，结果自会截然不同。
那么再来看眼前这场战斗，刘备是想过打出一场惊世之战，让二弟关羽名震天下的。
此时的燕云铁骑装备了马蹄铁与马镫，又是清一色的宝马良驹，且人马皆披甲，已经有了后世具装甲骑的雏形，这种素质的重骑兵去打一群贼寇，那真的是杀鸡用牛刀。
不过刘备对孙子兵法里提到的一些理念深以为然，以强胜弱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以弱胜强，那是小概率事件，将国运或者自身命运赌在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之上，非智者所为。
《孙子兵法》第一篇讲“计”，不是奇谋巧计，而是强调要将优势、劣势、威胁、机会以及敌我双方的综合实力进行计算和评估。
擅奇谋巧计弄险，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打法。
相比之下，刘备更喜欢谋定而后动，将一切准备做足，去打一场赢面极大的战斗。
为了守城，在很早之前，他就知会了苏双于张世平两人派商队前来运送各种物资，捎带将拿到的一些金银珠宝，以及有变现价值的玉器运走。
后又借商队之手传播流言，逼张燕入局，再将这场决战广而告之，以期得到曹操和河北诸多世家的相助，形成以多打少，瓮中捉鳖的局面。
张燕终究是一个无谋的莽夫，又没有人才辅佐，就犹如一只发怒的野猪一般，跳进了刘备为其设下的陷阱之中。
这一点曹操当然看得到，也看得懂，所以他来了。河北世家的那些聪明人也看得懂，所以他们愿意借兵，愿意参与进来分一杯羹。
这是刘备充分理解并运用孙子兵法做出的谋划，定下的计策，张燕又岂有不败之理。
这也应了计篇里的最后一段话，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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