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王马腾的军队里会出现羌人，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之前败亡，死于长安牢狱的韩遂一样，手下同样有着大量的羌人军队。
之所以如此，就得说说与黄巾起义同年发生的西凉羌乱了。
公元184年，当中原大地尚在黄巾起义的余波中震颤时，帝国西北边陲的凉州正酝酿着另一场风暴。
凉州，或许说是河西走廊，这条横亘在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战略通道，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命脉，更是斩断匈奴与羌人地理联系的关键防线。
自张骞出使西域被羌人俘获献予匈奴的时代起，两大游牧势力的联合便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
直至霍去病六天奔袭千里，将河西走廊纳入版图，汉王朝才首次实现对两大高原的战略分割。
然而即便在匈奴被那位一手缔造了“孝宣中兴”的汉宣帝刘询，刘病已彻底击溃后，羌人问题仍持续困扰东汉近百年——他们依托青藏高原的海拔优势，上演着“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拉锯战。
这种局面在东汉后期终于被名将段颎改变，这位擅长高原作战的军事天才，以铁血手段平定西羌后，将大量羌人内迁凉州。
这些被同化的羌人因“吃苦耐劳、悍勇善战”的特质，逐渐以“义从”的身份融入汉军体系，成为段颎麾下驰骋高原的精锐力量。
“义从”作为东汉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存在，区别于强制服役的普通士兵，他们以参军为职业，视战功为上升通道，更像是后世的雇佣兵。
这种自愿参军的属性，造就了白马义从等传奇部队的强悍战力。
当历史车轮驶入东汉末年，土地兼并的狂潮将王朝推向崩溃边缘。
对于内迁凉州的羌人而言，他们的生存境遇比汉朝百姓更为窘迫——耕地被地方豪强垄断，察举入仕之路被中原士族封锁，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时常遭受官吏的肆意践踏。
更讽刺的是，地方官为邀功请赏，竟将剥削羌人，逼他们造反作为“平叛政绩”的筹码。
这种制度性压迫迫使羌人陷入“要么造反退回高原，要么以义从身份搏杀求生”的双重困境。
当汉灵帝为镇压黄巾起义而抽调全国精锐、下放募兵权时，凉州防务出现真空。
长期积压的各种矛盾在此刻集中爆发，北地、金城等郡率先出现小规模羌人反抗，而被派去镇压的“湟中义从”——这支由羌人与小月氏人组成的边防军，因不堪长官压迫而哗变。
护羌校尉冷征被杀的事件，如同点燃火药桶的火星，将局部反抗迅速升级为大规模叛乱。
在这场席卷凉州的风暴中，两个关键人物的加入改变了叛乱性质，新安县令边章与凉州从事韩遂被叛军挟持后，因同情底层羌人的遭遇而选择倒戈。
连同叛军推举的领袖李文侯、北宫伯玉，这四人组成的核心集团，迅速吸纳了饱受压迫的汉族百姓，使叛军从单纯的异族反抗演变为真正的叛乱。
他们还巧妙的打出“清君侧与诛杀宦官”的旗号，既顺应天下反宦的舆论，又掩盖了分裂倾向，一路势如破竹攻至天水。
此时的凉州高层却上演着无比荒诞剧情，刺史左昌借平叛之名大肆贪污军饷，其继任者竟试图以【孝经】感化叛军。
唯有声望卓着的盖勋在阵前凭三寸之舌劝退敌军，但也在不久后因不满官场腐败而辞官。
当盖勋再次复起，被汉灵帝破格提拔为京兆尹时，凉州局势已彻底失控。
到了公元187年，曾为东汉将领的马腾在战败后率部加入叛军并很快集结了许多边军之中的汉人力量，成为了叛军中一方不小的势力。
公元188年，当凉州叛军兵临关中门户，汉灵帝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急调“汉末三杰”之一的皇甫嵩与董卓率军入关中，在陈仓城下与叛军主帅王国展开长达三个月的拉锯战。
皇甫嵩凭借坚城防御与精准反击，重创叛军主帅王国主力，打退了叛军。
然而凉州的权力真空很快被新的势力填补，宋建在临夏割据一方，韩遂整合残余力量，马腾则凭借骁勇逐渐壮大，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故事到了这里就与历史出现了严重偏差，刘备的横空出世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
宋建、马腾先后称王，韩遂死于长安，原本历史上平平安安的在大汉西北边陲的边犄角旮旯当他的河首平汉王的宋建此时也慌了。
刘备西出和那伪帝刘焉西出能是一回事么？！
那个有高祖之风、世祖之能的男人太能打了，在南边把人家蛮人、越人按在地上揍，追到山里揍，不到三年多就几乎要夺了大汉的半壁江山，还偏偏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主。
他宋建倒是想投降，但问题是他是第一个敢僭越称王，把人家老刘家的天命放在地上猛踩的人。
宋建现在是整日忧虑，茶不思、饭不香、睡不着，生怕刘备打下陇西，而后光复整个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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