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生继续说道，“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在这轮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还未能真正投身进去，甚至从上到下对离开哺育了自己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投身于不熟悉的工业化，感到迷茫甚至恐惧”。
“我们有启蒙运动，所以我们不再迷茫，更遑论恐惧。所以恕我直言，中国需要欧洲文明去启蒙，国家才能理解工业化，而工业化的结果之一，即工人阶级，才能理解工业化的另一结果，即阶级斗争”，海因德曼此时插了一句。
王月生并没有对其打断自己表示不满，微微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刚才我提到了中国对于工业化的迷茫甚至恐惧，其实是一种对以往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和以往生存舒适圈的不舍”。几个人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李卜克内西甚至用德语将路径依赖和舒适圈这两个词复述了一遍，并喃喃道“有意思，很有意思”。
王月生继续道，“刚才海因德曼先生提到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虽然目前中国的政治家、学术人员和普通民众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其实，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来，一直在践行着阶级斗争这一理念，并且不断深化这一理念。
我看到各位对几千年这个说法似乎感到吃惊，而这并不是口误。中国的历史与欧洲不同，并没有如同罗马时代长达几百年的、大规模集中使用奴隶劳动，且整个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基于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之上这样一个社会阶段，换言之，中国并不存在一个欧洲标准的奴隶社会阶段。
中国自从有记载的第一个国家机构夏立国开始，经过近两千年到秦统一，准确地说是一千八百五十年间，哦，对了，夏立国的时代大致是希腊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而秦统一相当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希腊地区进入分裂及罗马共和国通过布匿战争逐渐崛起这一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是一个以相互有血缘或者姻亲关系的宗亲贵族分封统治众多邦国的时代，类似于德意志邦联的政治架构，当然，这个时代有一个名义上的共主，叫王或者天子。这个阶段类似于马克思先生对欧洲历史分类中的封建社会。
然后，秦统一了天下，将原来的宗亲贵族分封统治，变成了中央政府通过郡县两级政府向地方派驻的机构直接统治到地主和自耕农个体，一直到现在，准确地说共两千一百一十六年，基本都是这个架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中央政府通过官僚机构，在遍布民间的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辅助下，直接统治到国民个人。如果说秦统一之前的中国政治状态类似于德意志邦联的话，那么秦统一之后的中国政治状态则类似于现在的德意志帝国”。
“也就是说，你们过去两千多年并不是封建社会？” 左尔格忍不住插话问道。
“左尔格先生，英文的封建，在中国是封土建政的意思，就是说最高领导把一块土地连同上面的居民和财富分封给了一个贵族，贵族全权在这片土地上，对其上的居民行使管辖权，居民只对这位贵族领主履行义务。正如8世纪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推行“采邑制改革”后形成的局面，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Le vassal de mon vassal n'est pas mon vassal”，法国的拉法格用法语将这句名言复述了一遍，笑呵呵地看向英国的海因德曼。海因德曼想了想，有些恼羞成怒地说，“没错，金雀花王朝时英王名义上确实是法王的附庸，但苏格兰国王是英王的附庸，根据这个原则，苏格兰国王无需向法王效忠，法王也无权直接管辖苏格兰”。
金雀花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国王确实在名义上长期保持对法国国王的附庸地位，这一矛盾构成了中世纪英法关系的核心冲突，并最终引发了长达百年的战争。
金雀花王朝的祖先来自法国安茹家族，其母系可追溯至诺曼底公爵威廉（即征服者威廉）。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兰后，作为诺曼底公爵，他仍需向法王效忠，因为诺曼底公国是法王封地。然后，法国安茹伯爵兼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二世通过继承和联姻（如与阿基坦的埃莉诺联姻），控制了法国西部大片领土，包括诺曼底、安茹、阿基坦等，总面积超过法王直属领地。这些领地需向法王履行封建义务（如宣誓效忠、缴纳贡赋）。但亨利二世作为英格兰国王同时宣称自己是“诺曼底公爵”和“安茹伯爵”，形成“跨海双重身份”。
法国国王主张“领地主权”，要求英格兰国王在法国境内领地内行使司法权时需经其批准。英格兰国王则援引“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原则，试图将法国领地视为独立王国。这种法律模糊性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
最后，英法双方为这个法律上的BUG，打了一百多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法国的圣女贞德就是这个阶段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的参与对战争走向和法国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百年战争催生了英语民族主义，法国则通过驱逐英格兰势力，强化了“法兰西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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