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值班警员汤姆接班后处理了一起富人住宅区盗贼趁夜色翻墙入室被门卫扭送的案件，一起23点酒吧打烊后的街头醉酒斗殴，和一起贫民区的儿童失踪报警，忙得团团转。正在此时，警局门口的铜铃又被敲响了。
虽然王月生没有亲自陪同康德黎进入警局，但仅从这一夜的奔波，和康德黎始终不善的神色，以及开始还沉着有礼、后来变得精神暴躁，都能深刻领会此时康德黎被伦敦警务系统的推诿扯皮、不肯担责的官僚作风刺激得有多厉害。不说别的，先是玛丽庞分区警察局基层警官说他们只能处理街头打架斗殴的治安事件，对于这样的涉外绑架案不知如何处置。好吧，理解，于是二人又凌晨时分赶往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再次报警，以为这下级别该够了吧。没想到当班的探长表示，他们无法对外国使馆采取行动，同时劝他，已经尽到责任了，天黑夜深，该回家去，别到处乱跑了。康德黎担心使馆会连夜转移孙中山，就带着王月生赶回中国使馆所在的波特兰大街，在那里守候到天亮。现在已经是周日了，王月生建议康德黎去找孟生医生商量，自己在这边守着。
于是康德黎找到了孟生医生，两人先返回苏格兰场询问凌晨报警处理的情况，没想到得到的回馈是当班探长将报警人当成酒鬼或者疯子，根本就没有上报。这俩于是再次正式报案，然后决定去英国外交部反映情况，结果忘了今天是星期天，外交部不对外接待。二人沮丧地回来找到王月生，王月生表示自己这边会安排人手监视。当然，他本人也提前叮嘱了康德黎不要跟孟生医生和其他任何人透露使馆内部有自己眼线的事情。
王月生知道按照历史记录，今天不会有事，于是劝二人先各自回家，三方面各自再找关系想办法。二人觉得也只好如此，于是分头回去。没成想，孟生医生急中生躁，走到半路上越想越担心，于是自作主张地折回使馆上门询问，想敲山震虎，让使馆知道，绑架囚禁的事情已被外界发觉。接待他的使馆翻译邓廷铿装傻，不承认有人被扣留。孟生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在行，装傻充愣、死不认账这些事情哪是久经官场的那些人的对手，除了于事无补，反而打草惊蛇。可惜王月生和康德黎此时还对此一无所知。
孟生这画蛇添足的操作其实回归了后世历史上的真实，只能说历史线行进的惯性真的很大。因为王月生在后世查阅的是前辈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作者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细节，所以被忽视了。但王月生对历史线的干预还是有的，就是原本后世历史上有个乌龙事件，康德黎十分担心友人的安危，后世又没有王月生这样的人向他表示会安排监控，于是后世康德黎在当天晚上，从之前安排友人住的那个Gray’s Inn旅馆找了个当天休息的看更人帮他在使馆对面盯梢。好巧不巧的，这个看更人其实是清廷使馆委托跟踪友人的那个司赖特事务所的另一位侦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后世历史上的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康德黎又亲自赶往司赖特事务所，正式雇佣侦探为他日夜监视使馆。毫无疑问地，司赖特一方面接受了康德黎的这笔委托，另一方面又向使馆参赞马格里通风报信。这种巧合，后世要是敢用在电影桥段里，都会被喷死，然而，在历史上，它就那么真实的发生了。当然，前世被王月生干预了一下，康德黎无须去找看更人帮助盯梢，更不会给司赖特事务所一鱼两吃的机会。
1896年10月19日上午，没有像后世历史上先去给司赖特事务所送业绩，这次康德黎和王月生直接去了泰晤士报社。
1896年的《泰晤士报》总部位于伦敦舰队街的印刷厂广场，靠近布莱克法尔车站。舰队街自18世纪起成为各大报社的聚集地，是此时英国报业的核心区域。印刷厂广场的名字来自于邻近的英国皇家印刷厂。《泰晤士报》自1785年报社成立起便将报社的印刷和编辑中心设在此处。
报社建筑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设计，以红砖外墙配以石材装饰的拱形窗户和古典石雕装饰，显得文艺风十足。大而多扇的拱形大窗为一层印刷车间和二楼编辑部办公区提供了充足的采光，坡屋顶搭配的铸铁烟囱又不由让人联想到它所服务的那套地下室里昼夜运转的先进的蒸汽印刷机。
二人在门外又商量了一下，然后康德黎自己去了一层的报社接待室，接待人员记录了他的身份和来意后，将其引向二楼编辑部。王月生则兴致盎然地看着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各种报社，想着后世华尔街是如何呼风唤雨、好莱坞又是如何左右观众的喜怒哀乐。但在这个年代，这条街对世界舆论的左右甚至世界局势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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