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郎，基于金本位约等于后世元人民币，基于历史购买力则约等于元人民币。一次性支付，对于王月生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他下一步准备去德国。一个是李卜克内西电报约他近期去具体谈一下派人学习普鲁士铁路计划，一个是近期欧洲日报连篇刊载了德国在山东挑起的第三次教案-沂州教案，王月生想去探听一下德国政府的打算。
所谓的沂州教案，是指德国天主教圣言会（Steyler Mission）传教士在沂州府（今临沂地区）积极传教，并借助《胶澳租界条约》中的特权（如购置土地、建立教堂）扩大势力。传教士常介入地方诉讼，包庇教民，导致非教民与教会矛盾尖锐。1898年11月，沂州府一带遭遇旱灾和饥荒，民间流传“洋人修建教堂破坏风水”的谣言，进一步激化反教情绪。1898年，郯城杨清贤率众拆毁神山教堂，沂水、莒县等地相继爆发反教事件，民众焚烧教堂、驱逐传教士。
这些年列强在中国的寻衅滋事、借题发挥的事件很多。王月生之所以此次如此关心这样一个在后世中国近代史上不怎么显眼的历史事件，是因为他有个不那么成熟的想法，就是是否需要通过这次的沂州教案引爆一场中德之战，释放一下华北民间对外国势力的积怨，而这些积怨恰恰是引发年底义和团运动的诱因。
如果在这个阶段引爆，首先是当时与李鸿章、张之洞并为公认的三大疆臣的地方实力派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中央的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的荣禄都主张对德一战。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一个月后，刘坤一写信给荣禄，提出联合英、日、法共同对付德国的建议，认为一旦中国容忍德国侵占胶州湾，必会引起各国效尤，一步退让意味着步步退让，马上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将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而荣禄曾以总理衙门大臣身份，多次参加过对德国的胶州湾交涉，期间曾有带兵反击德国的设想，语云“胶州之事，恭邸所误。彼时曾请带兵赴战，不许。为今之计，与其不战而失地，不如战而失地”。
其次，前世义和团实际上是被慈禧和大阿哥派利用而造成扩大化。后世历史上，戊戌变法后，按照学者陈晓平的观点，“慈禧谋废光绪另立新君，遭到列强抵制，改为立“大阿哥”，朝野排外势力由此迅速壮大......德国在山东的野蛮侵略以及清政府的无原则退让，煽起华北地区炽烈的反帝之火，拥立“大阿哥”的满洲权贵由此与义和团携手。1900年初夏，京城神机营弁兵恩海枪杀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存在着强烈的“报复”意味，这一事件是联军入京的导火线，德国人瓦德西由此得以担任八国联军司令，成为侵华的急先锋。俄国汉学家高第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和西太后之所以给予支持，我们虽不能说胶州事件的处理是唯一原因，然而却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
如果在这个阶段将华北民众斗争的矛头专指德国，在中央掌兵者、地方实力派和基层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以当时德国在华的实际军力，未必不能一战。且在列强私下划分的势力范围中，山东属德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列强未必干预。即便不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也最多是出面调停，拉偏架袒护德国人。
第三，在地方上专注德国，即便战败，也不会像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一样，让中国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遭受如此大的损失。
待到达柏林，与李卜克内西见面后，对方向王月生表达了德国政府评估后的意见，即：
1、德国在华的战略重心已确定为山东。德方通过1897年「胶州湾事件」强占山东半岛，并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山东明确划为其势力范围。这一区域涵盖了铁路修筑权（如胶济铁路）、矿产开采权等核心经济利益，成为德国在东亚的战略支点。山东的煤炭资源（如坊子煤矿）和港口优势（青岛）对德国工业资本极具吸引力。德国在此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形成以青岛为中心的殖民经济体系，不愿将资源分散至西南。
2、德国在东亚的海军力量主要用于维护胶州湾及山东利益，缺乏向云南纵深投射军力的能力。中国西南地形复杂（如云贵高原），交通闭塞，德国难以像法国那样通过越南（法属印度支那）建立后勤支持网络。
3、列强通过势力范围划分形成默契，如英国主导长江流域、日本控制福建、德国占据山东。德国若挑战法国在西南的地位，可能引发其他列强干涉，破坏其在山东的既得利益。
但是，德国政府不反对
4、参与国际银行团，通过与其他列强合作对华贷款，渗透全国性经济利益。
5、通过技术输出增强政治影响力。德国有意向清政府出售军火（如克虏伯大炮）和工业设备。
6、通过外交制衡，利用英法矛盾，在海外给法国添添堵，同时转移一下德法两国因阿尔萨斯-洛林问题长期对立引发的矛盾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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