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下来之后，王月生没有马上问家里的情况和自己安排的事项的落实情况，而是问起了甘肃的大旱。才知道去年，也就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甘肃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灾情规模可说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重灾区覆盖后世甘肃中部、东部及宁夏南部，包括兰州府、平凉府、庆阳府、巩昌府（后世陇西）等地，受灾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据《甘肃新通志》载：“自春徂秋，陇东、陇中无雨，麦禾尽槁，野无青草。”
农业崩溃，粮食绝收，主要作物小麦、糜子减产90%以上。兰州周边“一斗麦价至银二两”（正常年景约0.3两），饥民以树皮、观音土充饥。旱灾引发牧草枯萎，牲畜灭绝，仅平凉一府“牛马毙者十之七八”，出现“人畜争食草根”惨状。
出现了极端气候。欧洲传教士J. Edkins在《华北的干旱与饥荒》中记录：“1899年甘肃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为近30年最低。”兰州黄河水位降至“筏工徒步可涉”，部分支流彻底断流。
社会秩序崩解，庆阳府镇原县出现“易子而食”，《申报》报道：“饥民鬻女，幼童值粟三升，老妇充作‘菜人’。”今年春，旱灾伴发霍乱，平凉城“日毙百人，尸塞街衢，鸦犬尽赤”。占甘肃总人口1/3的约200万人外逃，东路经泾川入陕西，与关中饥民合流；西路就是自己这边沿河西走廊至新疆；北路则是渡黄河入蒙古，加剧了蒙汉冲突。自己这边的流民涌入新疆哈密、吐鲁番，与当地维吾尔族群争抢水源草场，清廷驻军“弹压不及，匪乱频仍”。
甘肃经济链条断裂，茶马古道瘫痪，兰州作为西北茶贸中心，商号十闭其七，晋商票号“日升昌”甘肃分号因坏账破产。货币体系崩溃，民间回归以物易物，一枚光绪通宝可换半碗麸皮，俄国卢布趁机成为硬通货。
政府应对赈灾迟缓，朝廷正忙于戊戌政变后维稳，据说本月拨银30万两赈灾，但据传半数已被陕甘总督陶模挪用编练新军。至于地方上，平凉知县王树藩虚报灾民人数，倒卖赈粮，后被《点石斋画报》揭露：“放粥之米掺沙过半，饥民食之肠裂而死。”清廷令灾民“修渠筑路，日给米八合”，但兰州至狄道（后世临洮）官道工程中，监工克扣口粮，致民夫暴动，杀官夺粮。藏传佛教寺院拉卜楞寺开仓济民，收容孤儿数千，活佛嘉木样四世亲赴兰州请愿，反被清廷疑为“聚众谋逆”。天主教传教士在陇南设粥棚，借机发展教民，引发“教案”冲突，秦州教徒与饥民发生械斗。
王月生听后，半晌不语。带队的堂弟王月童见他陷入沉思，知机地向其他几人打了个眼色，大家悄然起身离开。一个老营的学员还留下了一张本地能拿到的最新的1900年1月15日的上海《申报》。
过了会，王月生猛然从沉思中醒了过来。环视一遭发现大家都已离开，苦笑了一下。看来大家都习惯自己这种偶尔发呆的毛病了。转眼看到那张报纸，暗道果然贴心，赶紧拿起来看。这过去好几个月都没看到报纸，感觉自己跟这个时代要脱节了，虽然他实际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深入了这个时代。
《申报》（上海）创刊于1872年，是近代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之一，内容覆盖国内外新闻、商业信息和社会时事。通过商队或驿站从上海经汉口、西安、兰州传递至此至少耗时约1-2个月。此时能看到1月中旬的报纸已属不易。报上的内容主要有：
《上谕严饬各省缉拿康梁余党》：清廷继续追剿戊戌变法派，通令各省严查“康党逆书”，并悬赏缉拿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
《太后召见各国公使，申明保教护商之意》：提及慈禧接见列强公使，试图缓和因山东教案（义和团事件）激化的中外矛盾；
《英布战事胶着，伦敦茶价腾贵》：分析南非布尔战争对国际茶叶市场的影响，称“印度红茶输欧受阻，湖广红茶或可趁势争利”；
《俄人增兵满洲，铁路勘测近奉天》：揭露俄国借中东铁路工程向中国东北渗透的动向；
《甘省旱魃为虐，饥民鬻妻易子》：追踪1899年甘肃大旱后续，描述平凉府“饿殍塞途，树皮掘尽”，清廷拨银赈灾但“杯水车薪”；
《沪上风潮：丝厂女工罢工求增薪》：报道上海闸北某丝厂女工因薪资不足发起罢工，工头与租界巡捕房介入调停；
《匪患猖獗：浙西枭私劫漕船》：详述浙江水匪在运河劫掠粮船事件，呼吁江浙两省合剿；
《洋行货价》栏目
“怡和洋行新到爪哇白糖，每担价银二两八钱”
“汇丰银行本日鹰洋兑价：每百元合银七十二两四钱”
“艾罗补脑汁：泰西名医秘制，专治脑弱失眠，每瓶洋一元”；
“林文忠公戒烟丸：林则徐后人监制，根除鸦片烟瘾，购十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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