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黑嫫在茶马古道上精心维护大客户的时候，大客户在香港九龙寨城的社会实验进入了实施阶段。王月生之所以选择香港做这个试点，主要考虑是：
1、香港被英国人经营多年，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工商业制度的理解，在华人群体中，可能跟南洋华人一样，最为彻底；
2、香港不像清朝腹地那些地方的宗族势力、地主官绅一体那样太多阻碍；
3、香港现在流民多，容易卷，而且九龙寨城地位特殊，哪些政策推行得不合适，想推倒重来非常容易，大不了把寨内居民全清理出去就好。
所以，王月生跟陈启沅和刘辉初步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设想，告诉他们自己希望从一百户左右的规模做起，然后逐渐扩大规模，最多控制在千户左右，在这个层面摸索一下基层自治的可能性。同时，探索一下像当年刘佩云在英国学习过的那个“团结家具工人合作社”一样，建立一个由技术工人共同持股的、仿罗奇代尔原则与工人阶级自治实践的结合。这些东西都是英国人自己在国内都搞的，在殖民地见到了，英国当局不会认为是什么洪水猛兽。而且，以中国几千年来缺乏基层民主和自治的现实来看，目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
然后二人，其实主要是陈启沅，先是张贴招工启事，以清理城寨、重盖房屋的名义招揽100名力工，但是条件很奇特：
首先是工人前期要从工地的力工开始做起，但自己必须识字，有一技之长，而家属中也必须有人有一技之长，比如能做家具/建筑构件的木工、会做中式服饰/修补的裁缝、能打制农具/五金件的铁匠、砌墙/修屋顶的泥瓦匠、会做油纸伞/草帽的伞匠、识字能教书的教师、懂中医草药的郎中、会记账/算盘的账房先生、擅长大锅饭或广式茶点的厨子、懂靛蓝/扎染布料的染匠、能修机械表的钟表匠、会冲洗照片的摄影匠、会石印/油印的印刷匠。总之，除了自称会算命的，任何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试试。没有工钱；
然后是工作期间可以带父母妻儿，连同自己不超过5人，而家属中也必须有人有一技之长，在城寨提供的临时房屋内或帐篷内住宿；
第三，是工人自身和家庭成员都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无传染病，无不良嗜好，绝对不许抽鸦片。
其实，陈刘二人之前上报 和先的方案是首批招收20户家庭作为前期人员，暂时不考虑他们的专业特长，只要感觉一家人老实听话、吃苦耐劳即可。先进城寨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比如开启大灶提供大锅饭、简单的清洁、临时帐篷的搭建等等。不找有专业特长的，一是初期用不到，但深层次的想法是让后面招进来的有专业技能的人家不被这些“前辈”欺负，毕竟人性中是有这个潜意识的。
林波就是看到这个招工启事后来应聘的一位。林波，原名林阿九，香山县淇澳岛渔民，1895年加入兴中会，因擅长潜水、熟悉珠江口暗礁，被派往香港担任“海上交通员”——为革命党运送枪械、传递密信。他与陈铁生相识于1899年冬，当时陈铁生受孙中山指派到香港联络会党，林伯用渔船将其从澳门偷运至广州，两人志趣相投，从从此以“兄弟”相称。
1900年8月，林波得到紧急消息，因叛徒告密，陈铁生被清廷暗探追杀，要求他速去营救。三日后，林伯在珠江口接到陈铁生的尸首——他被清廷杀手用鱼叉刺穿胸口，沉在虎门滩涂。林伯买通仵作，用棺材夹带尸体偷运至香港偷偷下葬。随后去新会县外海乡接上陈铁生的妻子李秀兰（此时怀有身孕）、陈父、陈母和陈铁生未满周岁的儿子陈永年，连夜逃亡香港。
到香港后，为了不在日常交谈中被他人看破，林波化名为陈瑞昌，就是陈铁生参加革命前的原名，认作陈父陈母的义子，与李秀兰夫妻相称，但私下相处一直礼敬不逾矩。
1900年8月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卷着咸湿的潮气，码头上挤满了扛着木箱的苦力。林波背着裹在褪色的蓝布襁褓里的陈永年，搀着拄着竹杖的陈母梁氏，李秀兰扶着腰间别着半截木尺的陈父陈阿福，五口人站在油麻地码头，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唐楼”——二层木楼挤作蜂窝，晾衣绳上飘着补丁摞补丁的衫裤，楼下伙计正用竹竿敲打驱赶蹲在墙根的野狗。
“阿九哥，这……这就是香港？”李秀兰的声音发颤，她隆起的小腹撞在林波背上，疼得直吸气。
林波没答话。他怀里的钱袋只剩三枚铜元——这是他用渔船抵押换的最后盘缠。三天前，他们在新会外海雇了艘“红头船”偷渡，船家收了五两银子，临到岸却把他们扔在荒滩，说“朝廷的炮艇在追，顾不得了”。
他们沿弥敦道往九龙走，路过“湾仔客栈”时，账房先生扒着窗口喊：“一间房五港元！押二付一！”陈父颤巍巍摸出钱袋：“阿九，咱就住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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