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个领头的就是不行！”赵大锤依旧坚持，他指着几个同是打铁出身的汉子，“我们几个炉子靠得近，平日里谁家缺个风箱把手，谁家炭不够了，喊一嗓子就搭把手了。可寨子这么大，几百号人，不同行当，各干各的，没个说了算的人总揽调度，遇到大事，听谁的？听几百人吵吵嚷嚷？效率呢？”他身边几个铁匠纷纷点头，他们习惯了作坊里师傅的指令，对“集体扯皮”的效率深表怀疑。
“效率？赵师傅，您要的‘效率’，是不是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只管埋头拉车？”一个清亮的女声响起，带着点川音，是绣娘秦三娘。她针线活极好，人也泼辣。她没往土台前挤，就站在人群边缘，声音却清晰地传开：“那跟过去的族长、东家有啥区别？‘民主管理’的精髓，刘老师刚才说了，是‘权在众人之手’！规矩要大家一起立，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慢是慢点，可这规矩立下了，是大家心甘情愿认的，执行起来才没那么多扯皮拉筋！这才是长久之计！”她的话，像一根绣花针，精准地挑开了“专制效率”与“民主认同”之间那道微妙的缝隙。
“三娘这话在理！”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捋着稀疏的胡须开口了。他是徽州来的制墨师傅郑先生，说话带着点文绉绉的腔调，“无规矩不成方圆。然此‘规矩’之源，在‘民’而不在‘官’。诸位试想，若寨中公共之规，皆出于我等公议公决，则守规即是守己之诺，护规即是护己之利。其约束之力，岂是族长、乡老之威压可比？”他试图用更文雅的言辞，阐述秦三娘朴素的道理。
然而，李老蔫最关心的“负担”问题，始终像一根骨鲠在喉。
“郑先生说得文雅，可落到地上，还是钱和力！”李老蔫的声音带着一种工匠特有的执拗，他再次把话题拽回最实际处，“公共的钱，怎么收？是按户均摊？那人口少的户岂不是吃亏？按人头？娃娃老人干不了活，也算？按各家进项抽成？那手艺好、挣得多的师傅们愿意？还有那徭役，巡夜、修墙，总得出人吧？怎么轮？能不能用钱抵？或者手艺顶？比如我出工修一天墙，能不能抵我家该摊的钱粮？这些细则不掰开揉碎讲清楚，议个‘民主’的大帽子有啥用？”
他连珠炮似的问题，把“民主自治”从云端拉回了满是泥泞和柴米油盐的地面。围绕着“公平”二字，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家庭状况的人，立刻又划分出无数细小的阵营，低声争论不休。
就在这关于赋役形态的激烈辩论声浪稍稍低伏的间隙，一个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带着初生牛犊般的莽撞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刺破了男人们主导的声场：
“那…那管事的人，为啥非得是男人？”
说话的是个半大少年，站在他父亲——一个沉默寡言的岭南石匠身后，只露出半张被炉火熏得微黑的脸，和一双亮得惊人的眼睛。他叫阿石。这话一出口，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滴进了一滴冷水。
整个开阔地，那三百六十人的庞大群体，骤然陷入一片死寂。
风卷过地面的浮尘，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无数道目光，惊愕、茫然、困惑、甚至带着隐隐怒意，齐刷刷地聚焦在阿石身上，又仿佛被烫到一般，迅速移开，彼此交换着难以置信的眼神。张阿公的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只是那深如沟壑的皱纹更深了。赵大锤浓黑的眉毛拧成了疙瘩，鼻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周娘子倒是眼睛一亮，随即又抿紧了嘴唇，飞快地扫了一眼周围男人们的脸色。秦三娘微微挺直了背，嘴角却绷紧了。绝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个意思：荒谬！自古以来，议事掌权，哪轮得到妇道人家？这是天经地义，如同太阳东升西落，根本无需讨论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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