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墙后的第七天，寨子的空地上堆成了小山：香港运来的钢筋粗得像儿臂、水泥用油纸包着防潮、从新安县城烧的红砖、从维多利亚港挖的沙子。
“钢筋要弯成‘箍’，” 佛山木匠老陈蹲在地上画图纸，“每根柱子用四根钢筋，上下用‘箍’捆紧——这样才经得住地震！”
“水泥要按‘一比三’配沙子，” 铁匠阿强挽起袖子，“我试过了，太稀会塌，太稠不好抹！”
泥瓦匠组的李伯（原20户）捏着水泥块：“刘先生说，这叫‘混凝土’，凝固后比石头还硬。咱得先把地基夯实——用夯土机！”
人群里突然响起惊呼。只见两个戴瓜皮帽的男人推着香港租来的“蒸汽夯土机”冲进空地，“突突”响着喷出白雾。
“这是‘西洋机器’！”刘辉举着说明书，“能夯实地基，比人工打夯快三倍！”
阿珍7岁的儿子小宝扒着机器看：“阿娘，这机器会‘打呼噜’！”
“那是蒸汽声，”阿珍笑，“等楼盖好，咱家也能用上这机器——打米、磨面，都省力气！”
然而，在工地边缘，老染匠吴师傅看着那些在尘土中奋力搅拌灰浆、汗流浃背却动作生疏的工匠，再看看堆积如山的“洋灰”，眼中的忧虑一日深过一日。他悄悄捻起一点水泥粉末，在指尖搓揉，那粗糙的质感让他连连摇头。不远处，李老蔫佝偻着背，机械地搬运着碎石，每一次经过那日益扩大的寨墙豁口，被那穿堂风吹得一个趔趄时，他眼中的迷茫和恐惧就加深一分。这用“西洋秘法”和众人血汗浇筑的新楼，究竟会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还是埋葬希望的坟冢？那豁口灌入的风，呜咽着，没有答案。只有冰冷的钢筋、灰色的水泥和朱砂记录的工分，在夏末的阳光下，沉默地指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尽管多数人支持，仍有少数人犹豫。
“阿婆，您咋还不搬行李？”阿芳扶着增城来的王阿婆。
王阿婆攥着祖传的铜锁：“我这把老骨头，住不惯高楼。万一楼板塌了，摔断腿咋办？”
“阿婆，”刘辉蹲下来，“楼板用钢筋混凝土，能承重五百斤！您看——”他指了指工地上的试验板，“刘先生让人从香港运了块样品，用大石头砸都没裂！”
王阿婆摸了摸试验板，叹了口气：“也罢……等我死了，这楼留给重孙，也算给咱王家留个‘洋楼’名儿。”
另一边，城寨中少有的香港原住民、阿强的爹（原20户的老木匠）蹲在废墟里，摸着拆下来的老木梁：“这梁是我20岁时砍的树，陪了寨子四十年……”
“爹，”阿强拍他后背，“等楼盖好，咱在二楼挂您刻的‘福’字——比挂在老墙上显眼！”
第八天，新楼的奠基仪式在拆墙处举行。陈启沅点燃三柱香，刘辉念了段《开工吉语》，人群里放起了鞭炮，是香港买来的“大地红”。
“第一铲土！”阿强举着铁锹，铲起混着碎砖的土，“夯土机，上！”
蒸汽夯土机“突突”响着，将地基砸得结结实实。泥瓦匠们跟着用模板支起墙基，钢筋组的老陈指挥着绑钢筋：“这里要弯成‘L’形！那里要加‘箍’！”
阿珍带着妇女们搬水泥，小宝跟在后面，用小铲子帮着撒沙子：“阿娘，我在帮楼‘吃饭’呢！”
夕阳把工地染成金色。阿玲趴在新楼的奠基石上，用树枝画了只小鸟：“等楼盖好，小鸟就飞进窗户啦！”
陈启沅望着忙碌的人群，对刘辉轻声道：“刘先生，你说这楼能撑过五十年吗？”
刘辉望着正在绑钢筋的老陈、推夯土机的阿强、搬水泥的阿珍，笑了：“不止五十年——等咱的娃长大，他们的娃，还会在这儿生儿育女。”
风卷着木棉花的香气掠过工地。远处，英军的炮艇鸣了声汽笛，但寨子里的人没抬头——他们在忙着和水泥、搬钢筋、画图纸，忙着把“废墟”变成“家”。
这是1900年的九龙寨城，没有共和，没有革命，只有320户人家，在枪炮声里攒的米粮，在规矩与血泪中，活着的盼头——而此刻，这盼头正化作一砖一瓦，垒成一座能遮风挡雨的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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