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成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以工分形式体现)和凝聚力,却也激起了层层意想不到的涟漪。最初的狂喜过后,一种微妙的、带着焦躁的骚动开始在城寨的砖石缝隙间滋生、蔓延。
人力车投产的第三个月,九龙寨城的石板路突然热闹得有些“烫脚”。入夏的蝉鸣里,寨子里的“闲话”像发酵的面团,越胀越大。
最先爆发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环境。最先捅破窗户纸的是住在寨心的赵伯。他拄着拐杖站在祠堂台阶上,对着围过来的人直拍大腿:“咱当年挤破头进寨子,图的是个‘抱团取暖’!可如今呢?”他指了指被木屑填满的排水沟,“木匠铺的边角料堆成山,一下雨就堵;铁匠铺的煤渣子飘得到处都是,我家阿婆的菜畦全枯了!”人群里有人附和:“可不是?上个月我家小子踩了木刺,到医院(寨里的简易医馆)缝了三针——医药费扣了我五工分!”
染坊的大缸日夜蒸腾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即使紧闭门窗,那股子酸腐混着靛蓝的独特气息也顽固地钻进家家户户,附着在晾晒的衣服上、渗入米缸里。铁匠铺的打铁声从清晨响彻到深夜,“叮叮当当”的节奏成了永不停歇的背景音,震得紧邻的住户碗柜都在嗡嗡作响。木工坊的锯末粉尘更是无孔不入,在狭窄的巷道里打着旋儿飞舞。
“这日子没法过了!”抱着被机器轰鸣惊哭的娃娃,阿梅嫂对着工坊的方向抱怨,“以前再挤再吵,好歹夜里能睡个安稳觉!现在倒好,连娃娃吃奶都不得安生!这挣再多工分,吸着毒气、听着炸雷,有什么用?”
“就是!晾件衣服都一股染料味儿,洗都洗不掉!”旁边晾晒衣服的阿婆也连连叹气,“寨子里就这点地方,工坊越扩越大,连孩子们踢毽子的地方都快没了。这钱是挣着了,可家不像家了呀!”
有人开始私下嘀咕:“这又脏又吵的活儿,干嘛非得全挤在寨子里做?外面地界大,找个偏僻地方不行吗?省得祸害自己人!”
清晨五更,铁匠铺的铁锤声比往日早了半个时辰——阿强带着三个徒弟守着新制的车轴,炉火烧得正旺,“叮当”声撞在青墙上,惊飞了几只宿在瓦檐的鸽子。巷口卖云吞的王婶掀开竹帘,皱着眉往铁匠铺方向瞅:“这都五点半了,我家阿福(小儿子)昨儿夜里被敲得没睡踏实,今早直喊头疼。”
晌午时分,木匠铺的院子里堆着半车没来得及处理的樟木板。陈阿福的徒弟阿福仔擦着汗,用墨斗弹着车辕的线:“李叔家要的车厢得赶在初一前交,他儿子的婚期定了!”可话音未落,隔壁洗衣妇阿芳叉着腰喊:“阿福仔!你那木刨子渣子又刮到我晾的被单上了!上回染的蓝布,你木屑落进去,晒出来全是斑!”
最热闹的要数车缝组。阿珍带着七个姐妹挤在祠堂后厅,缝纫机的“哒哒”声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十二岁的小桃揉着发红的眼睛,针脚越走越歪:“阿珍姐,我手都酸了……可车篷还差八个没缝,张叔(人力车夫)说明儿要交车。”阿珍咬着线头叹气:“我何尝不想歇?可上个月工分榜,咱车缝组人均二十五工分,是寨里最高的——要歇,下个月的米粮配额就得少两升。”
成功带来的另一个念头,是“分家”的试探。一些心思活络,或者与工坊核心管理层关系不那么紧密的人,看着工坊账面上(工分记录本上)那令人眼红的数字,心思开始浮动。
“陈掌柜、刘老师本事是大,可这工坊如今是下金蛋的鸡,全寨子人都指着它分食,落到个人头上的不就薄了?”在寨子角落的茶摊上,有人压低声音议论,“要是能把工坊整个搬到外面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出力多少分真金白银,不比在这大锅里搅合强?寨子里只留个名头收份子钱就行!”
“对头!外面场地大,招工也方便,成本说不定还能降。寨子里只负责设计和关键部分,轻轻松松拿大头,何必把那些苦哈哈的累活都揽在自己身上,还落埋怨?”有人附和着,眼神里闪烁着对“独立王国”的憧憬。
布庄的二牛晃着手里的算盘,挤到人群中间:“我打听了,港岛那边有专门的工场,专门接外头的零活。咱把做车棚的油布缝制搬到油麻地,木匠铺搬到荃湾——咱出手艺,他们出地方,赚的钱按工分分,不比窝在寨子里强?”
这种“搬出去单干”的论调,虽然还没形成主流,但像野草一样,在寨子里某些角落悄悄滋生,挑战着“共同生产、共享成果”的城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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