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成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以工分形式体现）和凝聚力，却也激起了层层意想不到的涟漪。最初的狂喜过后，一种微妙的、带着焦躁的骚动开始在城寨的砖石缝隙间滋生、蔓延。
人力车投产的第三个月，九龙寨城的石板路突然热闹得有些“烫脚”。入夏的蝉鸣里，寨子里的“闲话”像发酵的面团，越胀越大。
最先爆发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环境。最先捅破窗户纸的是住在寨心的赵伯。他拄着拐杖站在祠堂台阶上，对着围过来的人直拍大腿：“咱当年挤破头进寨子，图的是个‘抱团取暖’！可如今呢？”他指了指被木屑填满的排水沟，“木匠铺的边角料堆成山，一下雨就堵；铁匠铺的煤渣子飘得到处都是，我家阿婆的菜畦全枯了！”人群里有人附和：“可不是？上个月我家小子踩了木刺，到医院（寨里的简易医馆）缝了三针——医药费扣了我五工分！”
染坊的大缸日夜蒸腾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即使紧闭门窗，那股子酸腐混着靛蓝的独特气息也顽固地钻进家家户户，附着在晾晒的衣服上、渗入米缸里。铁匠铺的打铁声从清晨响彻到深夜，“叮叮当当”的节奏成了永不停歇的背景音，震得紧邻的住户碗柜都在嗡嗡作响。木工坊的锯末粉尘更是无孔不入，在狭窄的巷道里打着旋儿飞舞。
“这日子没法过了！”抱着被机器轰鸣惊哭的娃娃，阿梅嫂对着工坊的方向抱怨，“以前再挤再吵，好歹夜里能睡个安稳觉！现在倒好，连娃娃吃奶都不得安生！这挣再多工分，吸着毒气、听着炸雷，有什么用？”
“就是！晾件衣服都一股染料味儿，洗都洗不掉！”旁边晾晒衣服的阿婆也连连叹气，“寨子里就这点地方，工坊越扩越大，连孩子们踢毽子的地方都快没了。这钱是挣着了，可家不像家了呀！”
有人开始私下嘀咕：“这又脏又吵的活儿，干嘛非得全挤在寨子里做？外面地界大，找个偏僻地方不行吗？省得祸害自己人！”
清晨五更，铁匠铺的铁锤声比往日早了半个时辰——阿强带着三个徒弟守着新制的车轴，炉火烧得正旺，“叮当”声撞在青墙上，惊飞了几只宿在瓦檐的鸽子。巷口卖云吞的王婶掀开竹帘，皱着眉往铁匠铺方向瞅：“这都五点半了，我家阿福（小儿子）昨儿夜里被敲得没睡踏实，今早直喊头疼。”
晌午时分，木匠铺的院子里堆着半车没来得及处理的樟木板。陈阿福的徒弟阿福仔擦着汗，用墨斗弹着车辕的线：“李叔家要的车厢得赶在初一前交，他儿子的婚期定了！”可话音未落，隔壁洗衣妇阿芳叉着腰喊：“阿福仔！你那木刨子渣子又刮到我晾的被单上了！上回染的蓝布，你木屑落进去，晒出来全是斑！”
最热闹的要数车缝组。阿珍带着七个姐妹挤在祠堂后厅，缝纫机的“哒哒”声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十二岁的小桃揉着发红的眼睛，针脚越走越歪：“阿珍姐，我手都酸了……可车篷还差八个没缝，张叔（人力车夫）说明儿要交车。”阿珍咬着线头叹气：“我何尝不想歇？可上个月工分榜，咱车缝组人均二十五工分，是寨里最高的——要歇，下个月的米粮配额就得少两升。”
成功带来的另一个念头，是“分家”的试探。一些心思活络，或者与工坊核心管理层关系不那么紧密的人，看着工坊账面上（工分记录本上）那令人眼红的数字，心思开始浮动。
“陈掌柜、刘老师本事是大，可这工坊如今是下金蛋的鸡，全寨子人都指着它分食，落到个人头上的不就薄了？”在寨子角落的茶摊上，有人压低声音议论，“要是能把工坊整个搬到外面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出力多少分真金白银，不比在这大锅里搅合强？寨子里只留个名头收份子钱就行！”
“对头！外面场地大，招工也方便，成本说不定还能降。寨子里只负责设计和关键部分，轻轻松松拿大头，何必把那些苦哈哈的累活都揽在自己身上，还落埋怨？”有人附和着，眼神里闪烁着对“独立王国”的憧憬。
布庄的二牛晃着手里的算盘，挤到人群中间：“我打听了，港岛那边有专门的工场，专门接外头的零活。咱把做车棚的油布缝制搬到油麻地，木匠铺搬到荃湾——咱出手艺，他们出地方，赚的钱按工分分，不比窝在寨子里强？”
这种“搬出去单干”的论调，虽然还没形成主流，但像野草一样，在寨子里某些角落悄悄滋生，挑战着“共同生产、共享成果”的城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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