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福仔说得轻巧。”织网组的秀莲扯了扯围裙，她身后还背着个裹蓝布的娃娃，“我家有三个娃：老大八岁要上学，老二五岁要哄睡，老三刚会爬。要是工坊全留在寨里，铁匠铺的锤子从早响到晚，我家老大咋背书？老二咋睡觉？上个月洗衣组想扩两个搓衣位，可木匠铺的边角料堆在院子里，根本没地方！”
“秀莲姐，我懂。”洗衣组的阿芳接话，她搓着发红的手，“可要是工坊搬出去，咱寨里的活谁干？我家阿强（丈夫）在铁匠铺当学徒，现在每天能挣15工分——要是搬出去，他得跟师傅去荃湾，一个月才寄200工分回来！我家五个娃，全靠这15工分撑着！”她指了指墙角的米缸，“上个月米涨价，我家少了三升米，小闺女都瘦了。”
“阿芳，你这是穷怕了！”油麻地布庄的二牛挤进来（他是壮男代表，被分到壮男组），“我家在油麻地有间铺子，上个月跟寨里合作染布，赚了两成红利！要是把染坊搬出去，咱寨里出蓝靛，我出染缸，赚的钱按工分分——寨里能多盖两间房，你们家小闺女就能吃饱饭！”他拍了拍胸脯，“再说了，寨子成了‘居住区’，房价能涨！我家那间破铺子，现在租给外头人每月五两银子，要是寨里统一管，能租十两！”
“二牛哥，你说的‘房价’，咱娃娃们不懂。”最小的代表阿秀（十三岁，赵伯的孙女）踮着脚，手里攥着半块桂花糕（王婶塞给她的），“可我懂上学——上个月我想去寨外的小学堂，可我娘说‘寨里要盖工坊，没地方给你读书’。要是寨子成了‘居住地’，腾出地方盖学堂，我就能跟城里娃一样识字了；要是成了‘生产地’，我娘就能在车缝组多挣工分，给我买新书包。”她歪着头，“为啥不能两样都要？比如，把吵人的工坊搬到寨外，把安静的学堂、菜园留在寨里？”
阿秀的话像颗小火星，炸开了锅。
“阿秀说得对！”卖鱼的海叔（壮男）拍桌子，“我家渔船停在维多利亚港，渔获拉回来，寨里的妇女能帮忙处理——要是寨里成了‘居住地’，她们在家就能干活；要是成了‘生产地’，她们去工坊上班，我家渔获也能卖更多！”
“海叔，你这是想‘两头占’！”赵伯吹胡子瞪眼，“寨子就这么大，盖学堂要地，盖工坊要地，盖菜园也要地——你当是变戏法呢？”
“赵伯，您老就爱操心‘变戏法’。”王婶的儿子阿强（二十岁，壮男代表）摸着后脑勺笑，“我上个月去港岛看了个‘工业村’，厂房在一边，住宅在另一边，中间有条河隔开——河水清，厂房不吵，住宅不脏！咱寨子能不能学这个？”
“学工业村？”木匠陈阿福直摇头，“咱寨子连条像样的河都没有，哪来的‘隔开’？再说了，学工业村要花钱修路、拉电线——钱从哪来？还不是从咱寨民的工分里扣？”
争论迅速升温，火药味弥漫：
搬迁派（以阿昌等部分壮男、家境较好者为主）：强调生活质量，主张彻底剥离生产功能，将工坊作为独立实体迁出，城寨纯居住化。
工厂派（以阿梅嫂等部分壮女、弱势家庭、部分老人为主）：强调生存保障和平均主义，主张最大限度扩张工坊规模，将城寨整体工厂化/宿舍化，全员参与生产，共享（相对平均化的）工分。
折中派（零星出现，尚未成势）：有代表提出：“能不能只留下画图样的、做关键零件的这些又干净又安静的活计在寨子里？那些又吵又脏的搬出去？”但这声音在激烈的对垒中显得微弱。
刘老师一直默默听着，这时适时插话，引导道：“诸位，除了搬迁和全盘工厂化，是否还有第三条路？比如陈掌柜之前提过的，有所取舍的外包？既能保寨子清净，又能保大家工分？”
然而，此刻的会场已被更直接的生存焦虑和生活质量诉求所主导。陈掌柜的“外包”思路被淹没在更尖锐的二元对立争吵中。
陈启沅敲了敲茶碗，吵声渐息。他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抖出二十五张竹片刻的“票”：“各位，按规矩，咱投票选‘居住地’‘生产地’‘两者兼有’——票数过三分之二算通过，不过半数就提交全体大会。”
他逐个念出代表的选择：
赵伯、王婶、洗衣组阿芳、织网组秀莲、卖菜的李婶（50岁以上组）：选……“居住地”；阿强（铁匠）、张叔（车夫）、陈阿福（木匠）、海叔（渔民）、阿福仔（木匠学徒，壮男组）……：选“生产地”；阿秀（赵伯孙女）、阿珍（车缝组）、二牛（布庄）、卖鱼的阿强（壮男）、油麻地的阿芳（壮女）……：选“两者兼有”；剩下五票（包括壮女组的秀莲、织网组另一个代表等）：弃权或写“再商量”。
刘辉展开票数统计：“‘居住地’6票，‘生产地’9票，‘两者兼有’5票，弃权5票。”他推了推眼镜，“最高的是‘生产地’，9票——不到三分之二（17票），也不到半数（1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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