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月，北京。凛冽的北风依旧刺骨，却吹不散这座帝都上空弥漫的硝烟与屈辱。此时，京城仍处于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的军事占领之下。而南城，这片昔日商贾云集、市井繁华之地，如今承载了最深重的战争创伤与最刺眼的殖民印记。
南面的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等七座城门，皆有身着异国军服的哨兵把守，枪刺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闪着寒光。正阳门（前门）那宏伟的箭楼已被英军炮火焚毁，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如同一具巨兽的残骸，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劫难。更触目惊心的是，为铺设通往卢沟桥的铁轨，英军悍然在外城西段城墙（后世北京南站北侧）强行拆开了一个约五十米宽的巨大豁口。六百年来首次被如此粗暴打破的城墙，碎石狼藉，裸露的铁轨与枕木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旁边紧挨着洋兵的岗棚。
贯通南城的中轴御道——前门至珠市口至永定门一线，石板路面被联军炮车碾得碎裂不堪。大街两侧的铺房，十之七八已成废墟，焦黑的梁柱歪斜地指向天空。时人日记记载“灰烬没踝，行者皆沿墙根”，一片劫后凄惶。正阳门外曾经的商业精华“棋盘街”地带，如今被八国联军改造成了临时的露天集市，帆布帐篷林立，兜售着从各处劫掠来的物品、旧衣裳以及稀罕的“洋罐头”，间杂着卖唱声和拉洋片的吆喝，形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占领军与京城贫民混杂的奇特市场。
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南段被划为“警戒线”，街口沙包垒砌工事，各国兵营、医院、马厩连成一片，多国国旗在旗杆上飘扬，华人若无特制通行证，不得靠近。
庚子之乱，大量内城居民逃难至南城，使得这里人口激增约三成。无处栖身的人们在废墟上搭起仅能容身的“窝铺”——草席与碎砖垒成的小棚，沿着城墙根、坛墙根连绵数里。二月寒夜，依然能听到从这些窝铺中传出的啼饥号寒之声。
南城原本会馆林立，二十七省在此建有六百四十七处会馆，如今多数被洋兵占作营房或马厩。气派的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大门外，钉着“某国兵营”的木牌，院内堆满弹药箱，门前布设着铁蒺藜。
前门大街的路面上，除了传统的骆驼队和骡车，出现了联军军官乘坐的四轮马车和当时极为稀罕的自行车。街角由英军设置的首批洋式汽油灯，在夜间发出时人看起来“亮如白昼”的光芒，常引得衣衫褴褛的市民远远围观。
清政府的衙门，如工部税关、正阳门监督衙门等，或已成残垣断壁，或大门紧闭，官员尚未返回。取而代之的是各国设立的“巡捕局”与由其招募华人组成的“华捕队”，在主要街口设岗亭，对过往行人随意搜身，强征“通行证费”。
传统的“前三市”——前门大街、鲜鱼口、大栅栏，唯有大栅栏尚有部分铺户勉强恢复营业，多数则变成了售卖抢来货物的“抢货摊”和简陋的“地摊茶棚”。在前门箭楼的废墟下，自发形成了一个黑市，买卖着从各处流出的旧宫灯、绸缎、家具，时人称之为“灰市”。
由英军在1900年冬铺设的南城最早近代火车站——“永定门站”（位于后世南站以北），已简易通车。二月里，每日有一至两列军需列车开行，平民支付费用亦可搭乘。那木栅栏和帐篷构成的“洋式站台”，成为京城一道突兀而又预示着某种不可逆转变化的新景观。
在一片破败中，也有一些微弱的救济之光。美以美会（卫理公会）利用被毁的庙宇废墟，在南城设立了三处临时粥厂和一间小型诊疗所，由传教士与华人教徒施粥、施药，每日就食者约两千人。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在庚子年被焚，至此时仍是断壁残垣，神父在残墙外搭起布棚做弥撒，教友们席地而坐，为战乱中的死者祈祷，那场景被外国记者摄入镜头，成为这个时代苦难的注脚。
前门五牌楼的木构虽存，但彩绘剥落，牌楼下是等待雇佣的苦力聚集的“人市”，苦力们身后，便是大片焦黑的铺户地基。从城墙上向南眺望，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灰黑色瓦砾的海洋，其间零星点缀着低矮的草棚和高耸的异国旗杆，这便是1901年早春北京南城最典型、最令人窒息的视觉图景。
然而，就在这片满目疮痍之中，距离南城不远的内城东隅，一丝畸形的“繁华”正在萌芽。
东单菜市西侧（后世东方新天地位置），在1901年是北京东城的核心商业区之一。这里北邻连接内城与使馆区的东四南大街，南通往外城的崇文门大街，地理位置优越。东单菜市本身是北京最大的蔬菜肉类市场，每日清晨人声鼎沸。附近已有外国侨民的公寓和小型商铺，消费能力初具。
这里呈现出一种传统市井与异国风情交织的奇特面貌：菜市内是中国商贩熟悉的吆喝，街角却悄然出现了服务外国侨民的西式咖啡馆和面包房。建筑多以中式四合院和低矮商铺为主，但靠近使馆区的路段，已零星矗立起两层西式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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