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纪案归档的第二周，江州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举行了一场不对外公开的案例复盘会议。
与会人员不多，却几乎涵盖了中层以上警官。程望被要求做“核心侦办人案件剖析”，时间：三十分钟。
他用了整整二十五分钟，只说了三点：
第一：张纪并非完全失控的精神病人，他的行为具有计划性。
第二：他长期游离在社会边缘，没有任何一处制度真正接纳过他。
第三：我们——指的是整个系统，知道他的存在，却从未试图理解他。
会议室安静得可以听见荧光灯发出的电流声。
副局长点了点头，却没有发言，转而交给刑侦支队的内部督导组总结。他们做了一份详细的工作评估报告，用词克制却不失锋利：
“个案处理未能在事前阶段提前识别风险，反映出基层单位与卫健系统的联动机制存在天然断层。”
“街道与社区警务室未能形成有效反馈通道。”
“精神科机构报告机制不清，精神病人分类模糊，评估标准流于形式。”
最后一条，是：
“刑侦系统对非典型极端暴力行为的预判机制需全面梳理。”
这些话程望都认同，却也明白——再完整的文件，也无法改变张纪已经死了，张纪也确实杀了人。
—
会后，有年轻警员追上程望。他叫王昊，入警两年，平时是支队资料分析小组的主力。
“程队，”他有点犹豫地开口，“我想问一个问题。”
“说。”
“如果我们以后遇到这种人……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能防得住吗？”
程望盯着他几秒，反问：“你怕了？”
“不是怕。”王昊低头笑笑，“是觉得很荒唐。我们每天学那么多理论、分析模型，抓惯了毒贩杀人犯，结果最后真正杀人的，是一个拿着生锈菜刀、靠街边吃救济饭的精神患者。”
“你觉得他不是杀人犯？”
“我知道他是。”王昊呼出一口气，“只是……我心里有个声音老在问：如果我不是警察，是不是也不会在意这种人死活。”
程望没立刻回应。
他拍了拍王昊的肩膀，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早了。但记住，警察不是来为所有人说公道话的，我们只是——看见该看的，做能做的。”
王昊站在原地没动。他看着程望的背影远去，像是意识到警察这两个字，从来不是英雄标签，而是一种无解负重。
—
五月初，公安系统启动“精神障碍人员安全管理联席机制试点”。试点第一批选择的就是江州市。
程望作为主要案件推动者之一，被临时调入跨部门联络协调小组，工作内容包括：
? 梳理本市精神障碍患者数据库；
? 指导基层民警如何初步识别高危异常行为；
? 制定“行为脱轨事件”的标准备案路径；
? 联络辖区街道、社区、医院，建立“异常干预处置链”。
这些工作繁琐冗长，远比追凶杀人案件更耗神。
“我怎么觉得你这工作，比当警察还难？”林医生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和程望半开玩笑地说。
“所以不是所有事都能靠抓人解决。”程望语气淡淡，“要是不改变前面的路，最后我们只会越来越频繁地捡残局。”
“你变了。”林医生盯着他，“以前你不关心这些。”
“以前我不做梦。”程望说完，沉默了几秒，“现在会了。张纪一刀一刀剁人时，我在梦里站着看，手上拿着我的警官证，但根本抬不起来。”
—
“你认为张纪案的核心教训是什么？”这是一份内部访谈提纲上的问题。
程望给出的书面答复是：
“人在崩溃之前，从不制造声响，除非有人靠近。但社会系统不听声音，它只回应‘出事’。”
这一答复，被引用在多份培训资料里，成为江州市精神障碍干预课程的教学案例摘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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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余波仍在小范围内持续。
有市人大代表在调研中提出：“应将‘个人极端事件’纳入公共安全早期防控体系。”
有区级心理援助机构提交材料，申请扩编“街道心理驿站”预算。
也有舆论反弹——“会不会让普通人把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当成潜在杀人犯？”
这场复杂的社会共振中，程望始终没有再做任何公开表态。他只是安静地履职，收案、阅卷、值班、开会，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嵌回原本的警察轨道中。
唯一没变的，是他现在开始定期抽时间，走访一些重点社区——不是去抓人，是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人”。
这是他主动请缨承担的任务。
—
直到有一天深夜，程望整理当月简报时，在一个工作例会上收到了王昊发来的私信。
只有一句话：
“程队，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可能没什么大不了，但我和一个总爱在天桥下自言自语的大爷聊了十分钟，后来我陪他去医院挂了心理科。他没反抗，说谢谢。说他从没和警察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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