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的江州，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终于在清晨五点停了。
天刚亮，市局刑侦支队的大楼外，街道仍湿漉漉的。水泥砖缝渗出潮意，像是一场长梦的痕迹。
程望一夜未眠。他坐在办公室里，窗帘未拉，桌上的白瓷茶杯空了三次，连环命案的卷宗摆在桌上，厚得像一堵堵压着呼吸的墙。
凌晨一点零五分，李兆辉的全部口供形成最终笔录，经法务、检察同步校核，通过审讯录像、DNA及痕检形成铁证闭环，移交至检方启动速审通道。
案件，在程序意义上，已完结。
但程望知道，这样的案子不会“完结”。它留下的，不只是数字和记录，而是渗透进每个执法者骨头缝里的沉重问题：
——为什么他能持续潜伏三十年、流窜四省、杀害六十七人？
——为什么没有任何系统能及早识别和干预这个深度脱轨的个体？
——社会的盲区，到底从哪里开始，又该由谁终止？
林啸敲了敲门，带着一纸报告进来：“程队，省厅那边要我们准备一个案情通报，下午开全市刑侦系统闭门会。你看是你讲，还是我来？”
程望没有看他，只是盯着桌上那份卷宗最后一页。
“你讲。我留在这。”
林啸点头，没有追问。
门关上前，他又顿了一下：“你是不是在想，这种人，是不是还能救？”
程望摇头。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还能救别人。”
林啸没吭声，轻轻关上门。
……
上午十点半，程望接到电话，是山口镇派出所打来的。
“程队，我们这边有位村民，说要见你，说是当年山沟沟那边‘有过人被救下来的’。”
“谁？”
“是个女的，六十来岁，说她小时候家里有个收养过的孩子，后来出了事。她说那个孩子，好像就是李兆辉。”
程望让他们把人送过来。
中午十二点半，一辆旧面包车停在支队门口。坐在后排的老妇人拄着拐杖，被扶下来时有些踉跄。
她姓陈，是山沟村本地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响应政策收养了一批孤儿，她家当时领了一个男孩，“四五岁，大脑门，话少，夜里总做噩梦”。
“我家穷，养不住，后来送去砖厂，那厂子专门要这些‘没人要的娃’，一天五毛钱，吃的是猪食。那厂子后来出事了，有个男娃被打死……那孩子，也不知去哪了。”
程望问她记不记得那孩子的名字。
“叫啥来着……好像叫‘小辉’。”
她忽然说：“他有个疤，在脑门这儿，小时候摔的。”
程望轻轻合上笔记本。那个疤，他见过。正是在李兆辉额角上，那道扭曲的命运切痕。
……
4月28日，江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布通报：
“李兆辉，男，43岁，流窜四省涉嫌故意杀人、强奸、奸尸、抢劫等罪行，现已查明重大犯罪事实共计26起，造成67人死亡，23人被性侵，10人重伤，证据确凿充分，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消息发布后，舆论哗然。
社交平台、媒体新闻、法治论坛、纪实栏目几乎同一时间铺开讨论——
【“恶魔的诞生，是孤独、冷漠和制度性忽视的合谋。”】
【“67条命的代价，换来对底层漂移人口的一次彻底检视。”】
【“当‘他是怪物’成为所有人对命案的解释，那社会本身是不是也病了？”】
……
程望没有关注这些。他将案件副本与物证清单做最后核查，将所有资料拷贝一份存入警务档案系统。
在整理遗属资料时，他特地在卷尾附了一页手写笔记：
“李兆辉案，是一面镜子。他从社会底部失控地往下坠，我们从上面俯瞰，却很少有人去拉他一把。”
“我们要警惕的不只是罪犯，还有让人走向犯罪的路。”
5月2日，省公安厅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决定对全省未破疑似流窜作案命案进行重审清查，同时启动“基层流动人口心理筛查与预警机制”试点，优先在江州市落地实施。
程望受邀担任顾问，但他没有参加会议。
那天，他去了城北精神病康复中心。
林知微正坐在花园长椅上，阳光落在她肩上，穿着一件浅灰色毛衣，低头写字。她的眼神清明了许多，脸上的僵硬也褪去了几分。
“你来了。”她抬头笑了笑，“我这两天在写信。”
“写给谁？”
“写给我自己。”
她顿了顿，又说：“你上次跟我说，要我试着原谅‘那个世界’，我试着写了一段，但写不出来。我后来想，或许我该先学会原谅自己。”
程望静静听着，不说话。
林知微慢慢把信纸合上，望向不远处的阳光：“我这辈子可能好不了，但我希望你能帮我告诉那些人——他们不是孤单的。”
程望点了点头。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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