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纪事：一座水坝的伦理抉择
雨季的澜沧江裹挟着泥沙，在国界线上画出一道浑浊的弧线。林深站在考察船的甲板上，手里攥着的《澜水水电站可行性报告》被江风掀起边角，报告里“年发电量120亿千瓦时”的数字用加粗宋体印在扉页，像一块沉甸甸的砝码，压得他指尖发紧。江面上偶尔跃起的裂腹鱼银光一闪，转瞬又沉入浑浊的水里，那是他三天前在缅方孟巴村见过的鱼——村民岩吞家的孩童，曾举着刚捕到的裂腹鱼，兴奋地向他展示鱼鳃上淡红色的纹路。
“林工，下游缅方的村民已经第三次拦着勘测队了。”助手小陈裹紧雨衣，递来一杯热咖啡，杯壁上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滴，“带头的是孟巴村的老村长，说水坝一建，他们世代靠捕鱼维生的村子就完了。”林深接过咖啡，暖意没来得及传到心口，就被江风卷走。他想起三天前的孟巴村：竹楼旁晒着的渔网还滴着水，竹筐里摊开的鱼干散发着咸香，老村长岩温握着他的手，指节粗糙得像江边的礁石，“林工程师，这条江是我们的命。鱼没了，我们就没了活路。”老人指着江水流向的方向，眼里的光比江面上的太阳还亮，那是对祖辈传下来的生计最朴素的坚守。
作为澜水水电站的总工程师，林深从业二十年，参与过三座大型水电站的建设。在他过去的认知里，工程的核心永远是技术难关——如何让大坝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何优化发电机组效率以减少能耗，如何在预算内缩短工期。直到上个月，生态学家周明教授带着鱼探仪登上考察船，改变了他对“工程价值”的全部理解。
那天午后，阳光勉强穿透云层，鱼探仪的屏幕上原本密密麻麻的红点突然在一处浅滩消失。周教授指着屏幕上的空白区域，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急切：“林工，这里是澜沧江流域最重要的裂腹鱼产卵场。水坝一旦建成，会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阻断它们的洄游通道。裂腹鱼每年要从下游逆流而上到这里产卵，没了这个产卵场，不出五年，这个江段的裂腹鱼可能就绝迹了。”林深凑过去看屏幕，那些消失的红点像一个个被抹去的生命符号，让他突然想起孟巴村孩童手里那条鲜活的裂腹鱼。他问周教授：“就没有办法吗？比如……比如修建一条通道？”周教授叹了口气：“有是有，但仿自然洄游通道的设计和建设成本很高，还要实时监测水流、水温，很多项目为了省成本，最后都不了了之。”
比生态问题更棘手的，是中方境内勐巴拉村的移民安置。勐巴拉村有127户村民，世代以种植橡胶和茶叶为生。村支书岩龙是个皮肤黝黑的哈尼族汉子，上周带着十多个村民找到项目部，手里攥着自家的土地承包证，证上的橡胶林面积一栏用红笔圈了又圈。“林工，我们的橡胶林一年能收三万多，茶叶也能卖不少钱。现在说要搬迁，安置点就给人均30平方米住房，那我们搬过去之后，靠什么生活？”岩龙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林深翻遍了现有的安置方案，方案里只写了“住房分配标准”“搬迁补偿金额”，关于村民后续的生计保障，只有一句模糊的“协助寻找就业机会”。他看着岩龙身后的村民，有人手里还拿着刚采摘的茶叶，叶片上的露水还没干，那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希望。
那天晚上，项目部的会议室灯火通明。林深把《澜水水电站可行性报告》拍在桌上，报告里“发电效益优先”的字样被他用红笔划了一道粗线。“不能只盯着发电效益。”他的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如果建一座水坝，要让下游两国的百姓没了生计、让珍稀鱼类走向灭绝，这样的工程就算技术再先进、发电量再高，有什么意义？”参会的技术员们沉默了，有人低头翻着手里的资料，有人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夜空下，澜沧江还在静静流淌，仿佛在等待一个答案。
林深没等大家回应，继续说：“我想成立一个伦理评估小组，重新梳理项目的每个环节，从建设到运营再到退役，都要考虑生态和民生成本。周教授、李姐、老杨，你们愿意加入吗？”他看向坐在角落的生态学家周明、社会学专家李慧和法律顾问杨建。周教授第一个点头：“我加入，生态评估这块我来负责。”李慧是研究移民社会学的专家，之前参与过多个大型工程的移民安置评估，她推了推眼镜：“移民的生计保障是关键，我可以制定具体的帮扶方案。”杨建则负责法律层面的合规性，尤其是跨境项目涉及的下游国家权益问题：“澜沧江是跨境河流，按照国际法，我们必须征求下游国家的意见，不能单方面决定项目建设。”
四个人组成的伦理评估小组，接下来的三天三夜几乎没合过眼。会议室的白板上贴满了图纸和数据表格，周教授带来了澜沧江流域的生态地图，标注出鱼类产卵场、鸟类栖息地的位置；李慧整理了勐巴拉村和孟巴村的民生数据，包括村民的年收入、主要生计来源、家庭结构；杨建则找出了《国际河流开发利用公约》和中缅两国关于跨境水资源合作的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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